陳惠容、黃和平﹕全民退休保障的7個疑問

【明報專訊】政府日前公布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研究報告，當中提及的多個退保方案引起社會熱切討論，尤其包括周教授老年金計劃在內的全民退保方案的可持續性，更成為討論焦點。








對於全民退保，坊間有不同論述，當中蘊含誤解或與事實有偏差之處，值得在研究報告公布後加以澄清與解釋，因為不論支持哪一種退休制度，政策討論應建基於事實，才能把真理愈辯愈明，促進社會為完善香港的退保制度早日達成共識。



一、隨收隨支制度容易破產？



隨收隨支是指現時長者的需要由現在年輕一代支付。現在香港大多數與長者有關的開支都是隨收隨支性質，例如長者去公立醫院看病，是由這一代人的稅款支付大部分成本。不論你喜歡與否，這些制度都將繼續存在，而隨收隨支制度穩健與否，關鍵在於供款與支款水平是否合理。



經濟學者分析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時，憂慮隨收隨支的融資方式是否可持續，他們多是預設收款支款必定處於不合理水平，而他們多數並沒有細閱這些方案實際的收支建議；他們或是認為收支建議即使理論上可行，但於實際執行時會因為政客叫價而步步高陞，使制度變得不可持續。如問題是後者，解決辦法應為尋求機制使制度不為短視訴求所挾持，而非本末倒置地從根本否定制度。



二、很多歐洲國家，如希臘因為搞全民退保而破產？



以希臘作類比根本並不恰當，希臘的退休保障制度分為基本退休金和與工資掛鈎退休金兩部分，現時主要是後者出現問題，出問題的基本原因是支付水平過高，市民領取的退休金甚至比退休前工資還要高（當初的淨替代率超過100%，經改革後，現時水平已調低），然而該制度與全民性全沾不上邊，因為只有工作年期足夠（最少15年）的市民才獲退休金，年期不夠的市民則一分錢也拿不到，結果是把財富從工齡短的市民轉移向工齡長的市民，並不公平。



現時民間倡議的全民退保制度，是每人領取劃一基本水平退休金，與希臘出問題的制度根本不能比較。如要比較，應與其他國家的基本退休金制度比較，如新西蘭的基本退休金，一般來說這些制度的收支狀况都十分穩定。



三、隨收隨支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不符世界趨勢？



隨收隨支制度現時仍是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主流，而個人帳戶制度多只是作為輔助性質。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多為發達國家），只有13個有推行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制度。



綜觀世界，現時推行個人專戶制度為主導的國家，多是非洲、南美及前蘇共國家。而他們的經驗也不見得完美，即使被視為個人專戶制度國際示範單位的智利，於2008年其政府亦不得不承認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經驗失敗，而推出了隨收隨支性質的「團結退休金計劃」。



四、窮的工人要供款（或納稅），富的長者卻可領退休金，窮人無「着數」？



主流經濟學家或保險業者，分析退休制度的切入點，往往是以精算模型計算不同人士的供款與支款，再計算哪個制度對哪些人較為「着數」，但退休制度對市民來說，除了是一堆金錢數字，更是一份社會契約，當中包含對自身公民身分的想像。



此道理看似書生的高談闊論，但如隨便找一位基層街坊，尤其是窮得到老時一定合資格領取綜援的街坊，問他們情願有工做時供款，退休後拿退休金，還是希望一世不用供款，到老時拿綜援（假設領取金額相同）。雖則從經濟人的理性考慮，拿綜援更「着數」，但筆者相信大多數街坊會情願供款然後拿退休金。當中關鍵，是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想像。



五、如人人都可拿退休金，便不願為自己退休的儲蓄作準備（即有道德風險）？



與此推斷相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道德風險理論上較低。需審查的退休制度其實帶有負稅制性質，即是市民退休時收入或資產愈高，所得的退休金便會愈少，因此基本上並不鼓勵退休儲蓄，更不鼓勵退休後有其他收入（如繼續工作）。同樣道理，如子女的供養亦列入審查範圍，則亦變相鼓勵子女不供養父母。明顯例子是以現時綜援制度，如父母領綜援，子女給予父母的供養需全數扣除，結果有時基層子女希望給予父母一二百元零用錢以顯孝心，亦只有望之而卻步。



六、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全民退休制度將破壞此傳統？



新近有關退休制度的研究，愈趨強調退休制度需配合不同社會的經濟文化環境，有論者認為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把供養責任推給政府，並不符合國情族性。亦有論者認為，西歐的國家退休制度，是二戰後國家飽經戰亂，不同階層能團結一致下形成的社會契約，因此對香港並不適用。



然而，中國人照顧父母、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正是推行全民退保背後的文化土壤。隨收隨支式退休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讓有工作能力的年輕一代，支援沒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這與中國傳統敬老文化一脈相通，即使現時社會頗為分化，但當涉及長者的議題時，在大方向上仍能達一致共識，正是這種敬老文化的具體體現。



七、全民退保供款多少都拿一樣退休金，有違多勞多得精神？



多勞多得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原則，卻不是唯一原則。退休制度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確保退休後能維持原本生活水平，另一功能是確保所有長者退休後能有基本生活保障。綜觀不同國家的退休制度，前者多靠與薪金掛鈎的退休制度支持，即退休前收入愈高的人，他們付出的供款也愈高，退休後的退休金亦愈高。基本保障功能則是靠基本養老金支持，即讓所有長者大致領取劃一的養老金（部分國家會扣減富有長者的金額）。



因此，評議退休保障制度時，必須綜合分析所有支柱，香港的強積金大致確保供款較多的人獲得較多退休金，是多勞多得的制度。反過來說，強積金並沒有保障長者有最基本生活的功能，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綜援是保障長者基本生活的功能，然而社會現時的爭論點正是這些制度保障功能並不足夠。



總結



在此並不是宣傳一種退休制度比另一種制度好，社會有不同人士基於其利益位置與背景經驗，對制度有不同的分析與評價，而退休制度作為一社會契約，亦必然是不同社群在相互角力、爭拗、求同存異以及協商下得出的成果。然而，即使有爭拗，亦應以事實說明觀點，否則社會將不斷內耗，而社會政策亦無進步之日。



作者陳惠容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黃和平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林行止：滴漏理論失效 貧富兩極深化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8-26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一、雖然有關統計無法做到絕對準確，但它對世人呈現了一個籠統也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的概況，那便是社會上最有錢的一群人〈泛稱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一〉所佔國家財富份額，與比其「窮」的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擁有財富的比較。以經濟體積最龐大且經常有學術機構更常見是民調組織進行這類「調查」的美國為例，於一九八一年，百分之一「有錢人」控制約百分之八的國家財富，低下階層一共有國家財富百分之十八；到了去年底，這種分布情況起了巨變，前者控制的財富暴升至百分之二十，後者的則急挫至百分之十二！

拉闊貧富差距的原因，數不勝數，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年在任〉及美國總統列根〈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年在位〉當政時，實施連串對富裕階級極之優容的財政及金融政策有以致之！讀者應該記憶猶新，在戴卓爾夫人上任初期，英國最高所得稅率為百分之八十三〈收入一百元納稅八十三元，納稅人實際收入〔take home〕只有十七元〉，戴卓爾夫人對之大動手術，先是把它降至百分之六十，繼之再減至百分之四十；列根上任時，所得稅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七十，他亦兩度推之壓之，先是百分之五十，進而降至百分之二十八。低稅率加上對經濟活動採取較其前任遠為寬鬆的政策，符合當年紅極一時的供應方面學派主張；而事實上這種「稅務改革」的確起了刺激投資、提高就業及增強消費的積極效應，對當年暮氣沉沉疲不能興的經濟，那真是一劑適時對症的良方。

可是，世上並沒有免費午餐，這樣做的副作用〈或後遺症〉是貧富的鴻溝愈來愈深愈闊，而賦予工商界及金融業以太大的自由，意味資本家能於最小約束之下，大展賺錢之所長〈換句話說，他們的貪婪天性有盡情發揮的機會〉，結果除了釀成創傷至今未癒合〈各國「量化寬鬆」未有了期〉的全球金融風暴。工商界為追求最大利潤；加上拜科技特別是電腦網絡及機械人日益普及之賜，提高了工作單元的生產力，資本家遂有裁削員工的空間，「人浮於事」的結果自然是薪金持續「下行」，受薪者的平均實質收入，比二十年前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受薪者指的不僅僅是非技術的時薪工人，管理階層的入息亦拾級而下，那意味作為「消費經濟」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亦是受害的群體。資本主義社會日趨不和諧，鼓吹政府加強消除貧富懸殊政策力度之聲盈耳，在美國甚至出現規模不小的群眾活動〈始於二○一一年九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至今仍在「發酵」，影響未衰〉！在這種背景下，主張對富裕階級「開刀」之聲響徹雲霄—不待皮格蒂那部顛覆現行經濟制度的巨構出版，法國總統奧朗德甫上台便把利得稅最高稅率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五；美國總統奧巴馬則不斷「吹風」，說要把已提升一點點的稅率，從現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九點六〈主要針對年入二十五萬美元的家庭〉；而英國首相卡梅倫，即使面對競逐連任的民意壓力，亦表示百分之四十五的稅率有提升的空間……。

二、賦予富裕階級更多優惠〈低稅率及解除對商業活動的部分管制〉，固然造成了貧富兩極尖銳化；同時，種下社會絕不和諧且有走向動亂風險的禍源，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亦帶來重大衝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顯學」的「滴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亦譯「下滲理論」及「 利益均霑理論」等，經過這二三十年來的「實驗」，證實行不通，對此經濟學界和政客已有共識，那從近今甚少人提及可知。此理論為發展經濟的旁支，這派學者認為「傳統發展模式」最終會出現「利益下滲」〈肥水流入別人田!?〉現象，那即是說，經濟繁榮旺盛不僅政府稅收大增，有的是錢的上層社會還會大事消費，巨額資金流入市場，帶動經濟發展，結果社會低層必然受惠—這種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大蕭條期的說法，於八十年代為與凱恩斯學派唱對台的經濟自由學派所援用，他們力主不可藉提高入息稅拉近貧富差距，認為讓富人更富便能澤及窮人，因為上層人家家肥屋潤，有錢人花天酒地做大豪客，他們窮奢極侈、盡量消費，遂產生肥水下流效應〈Richer members spending raise the realincome of the poor〉。這種「理論」之所本，不過是阿當．史密斯《原富論》中有關「徵稅會打擊投資意欲進而影響就業」，惟此為泛泛之論，卻被八十年代美國執政者奉為圭臬〈尤以列根的預算總管史篤民〔D.Stockman〕為甚〉。可惜事實證明富裕階級擁有愈多，等於中產階級被淘空而下層人民更窮困〈在實質薪金不增反減的條件下，中產及下層人民為應付生活重壓變得一窮二白〉，經濟學界〈如史特格烈茲二○○一年諾獎得主之一，〔J. E. Stiglitz〕〉及羅拔．法蘭克〔R. Frank〕〉早已把這種理論打入冷宮，美國「新發財」漢諾亞〈N. Hanauer，亞馬遜原始股東之一〉更在今年六月的《政客》〈Politico〉雜誌以《剷泥車向我們這些財閥衝過來》〈The Pitchforks are Coming... Forus Plutocrats. Pitchfork〔亁草叉〕香港不常見意譯為剷泥車〔推土車〕〉，從實際情況說明「滴漏理論」根本是幻覺。他說他的年入千倍於平均普通人，但過去數年他家買了三部汽車、一艘遊艇，他自己則買了幾件恤衫和幾條長褲……，換句話說，他年入並沒有為史篤民之輩所說大部分注入消費市場最終產生受薪者得益的效果！漢諾亞和他的同輩一樣，他們即使胡亂揮霍，數目僅及其入息的零頭，對經濟增長有如泥牛入海，並無太大幫助。另一方面，面對當前陰晴不定的政治局勢及經濟只有靠「量化寬鬆」才能撐持不致陷入通縮的窘境，富裕階級〈大資本家〉不會大量投資，這是大富豪大企業囤積大量現金在手的底因；這種做法理性保守，惟結果不問可知。去周五「瑞士信託財富管理」部門的一份報告指出，今年第二季美國企業的合併收購活動大增〈這充分反映在股市興旺上〉，那對經濟是一支強心劑，但不利提高就業率〈整合合併收購的必行步驟是裁員！〉，換句話說，此舉受薪階級無法受惠，僅對大資本家和股東有利，因而會加深貧富鴻溝，社會愈趨分化，勢所難免，這種發展，強化了富裕階層有剷泥車朝他們衝過來的隱憂！ 理財要有新思維．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