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員父親與智障女兒

為了捍衛社會公義，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為弱勢社群發聲、為基層市民打拼。激昂過後，回到家人身邊，卻溫婉得如脫了牙的老虎。懷抱着患有嚴重智障的次女，像走進了另一個境地，在他眼內只找到父愛，沒有其他。作為父母，在兒女誕生一刻起，都肩負着一生的重責，而他更為女兒挑起千斤擔，將來是那樣遙不可及，當下卻已令他費盡心神。

智障女兒讓生命改寫

如果說，生命能影響生命，張超雄應最有切膚感受。

前半生，可謂一帆風順，在美國生活愜意的他，因次女盈盈的誕生，大大改變了原本穩妥的生活節奏。「那年大仔已經就學，盈盈出生，醫生發現她耳朵內反、頸背肌肉較厚、頭部略小，估計她發展遲緩，需留心觀察。」突然的噩耗，太太和他還來不及反應，只能仔細觀察，那半年最熬人。明明知道機會渺茫，心卻仍存希望：「太太懷孕期間沒半點病痛，生產時是順產，盈盈出生後會笑會哭，也懂得眼神接觸，一切看似正常，這種病實在原因不明。」張超雄皺起眉頭，像有解不開的疑團。

小生命出生後所受苦難陸續而來，先是因面黃要照燈，後發現心瓣有問題，最絕望還不止於此，張超雄憶述：「所謂三翻六坐，當她六個月仍未懂轉身，我知道她真的病了。」他們女兒確實發展遲緩，而醫生也確定她患有嚴重智障。曾感震驚亦曾埋怨，但幫助愛女卻又無從入手。他直言早年能夠做的事情不多，只能盡量鼓勵她多運動、多爬行。所謂爬行，盈盈也不能像正常嬰兒般四肢並用。「她就像Bunny Hop般，無法正常控制肢體，我們惟有請治療師上門協助。」隨着年齡增長，盈盈的病情愈見複雜：一歲開始出現全身抽筋，要開始進食防抽筋藥物；兩歲開始接受物理治療，當時仍未懂開口說話；三歲開始到特殊療養院接受治療。

回流香港凝聚親人力量

盈盈三歲那年，張超雄夫婦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為兩兄妹再添一個弟妹，翌年，幼女宇彤出生。這是經過掙扎和仔細考慮才能作出的決定，出發點是為了兒女着想。「我們曾經擔心再有類似事情發生，但聽取過醫生的專業意見，知道盈盈的問題只屬偶然，與遺傳完全無關；我們也想到將來年老，無力再照顧盈盈之際，大哥宇軒要獨力挑起重擔，未免有點吃力，將來多一個孩子分擔之外，哥哥的童年，也可以多一個玩伴。」張超雄與太太細心籌謀，為每一個孩子作最好的準備。但有前車作鑑，張氏夫婦戰戰兢兢，待幼女彤彤出生後仍未敢鬆懈，直至彤彤學懂轉身、爬行、走動，與正常嬰兒無異，他們才放下心頭大石。

要照顧三名子女固然吃力，更重要是盈盈需要更多親人的支援，於是張氏一家五口舉家回流，融入紮根香港的大家族中，讓親人可以幫忙照顧，提供協助。

遭旁人歧視教人沮喪

談到最難忘的一件事，兩夫婦異口同聲表示，是盈盈9歲時終於學懂走路的一幕，「她走起來仍是東歪西倒的，到現在也要人在旁邊看着。」張太全力照顧女兒，盈盈的生活起居都由她一手打點。訪問當日，坐在輪椅上的盈盈由張太推着進來，眼前的她，對陌生人毫不抗拒，會發出叫聲表達高興，也會主動伸手表示友善。如果你願意伸手回應，她會很直接地叫出聲，也會拍拍手。「她很喜歡與人接觸，也喜歡熱鬧的環境，但有時候別人會被她的叫聲嚇怕，於是作出惡意或歧視的反應，多年來我們都習慣了。」張太無奈地說。盈盈雖然不懂表達，但畢竟今年已經22歲，經歷多了，看在眼裏卻很明白。

不開心或感到納悶時，盈盈會低聲悲鳴，激動時會用力擊打自己的頭部。聽到父母在談論自己的不濟，她同樣有直接的反應。「乘電梯、搭巴士，當盈盈叫出聲時，身邊的人都感驚恐，會即時彈開：也試過到餐廳吃飯，鄰桌的食客會要求轉枱，甚至在酒樓這種本身已嘈吵的地方，也會被部長勸喻離開。」張超雄說時，盈盈不斷拉扯爸爸的衣領，伴隨低聲的抗議。「這種嗚嗚的聲音，就是她表達不開心的方法。」盈盈很愛黏着爸爸，可惜爸爸卻忙得很。「當議員幾乎是每星期工作七天，我只能盡量抽時間陪她。」眼見女兒受盡歧視，他除了心痛也只能接受。「香港人的空間很有限：生活空間、思想空間都一樣狹隘，所有人都只為生存，層次低得很，人與人之間的接受能力也較低，欠缺接納他人的廣闊胸襟。」作出控訴卻仍難改變現實，那種錐心之痛可想而知。

9歲懂走路12歲戒尿片

二十多年來，張氏一家一直以盈盈為中心，生活上的一切皆按她的需要而作出遷就或調整。小時候哥哥與小妹明白盈盈的問題，會特別遷就她，經常被她咬着不放，甚至打不還手。「盈盈並非想打人，只是她不懂控制力度罷了，她也很愛妹妹彤彤，但又會扯她頭髮。」張超雄說來無奈但又感欣慰。原因是哥哥宇軒很懂事，或因盈盈的病，令他明白社會有不同情況與需要，令他變得成熟，現於澳洲攻讀職業治療，也可能是受到妹妹的影響，促使他有助人的動力，對治療學產生興趣。

今年22歲的她仍未懂說話，日常生活簡單如吃飯也需要別人照顧，但見盈盈一天天的進步，張太絕對功不可沒。除了教走路，還得天天訓練她上廁所，令她12歲終於戒掉尿片。每一次過關都感到欣喜，卻又心力交瘁。即使每天必做的事情也如臨大敵。「簡單如刷牙，天天也像打架般，我按着她雙手，太太便負責幫她刷牙。」張超雄搖搖頭，張太續說：「洗澡也一樣，由於她小時候患上中耳炎，做過手術，耳朵內開了個洞，洗頭時容易入水發炎，她不舒服便會掙扎反抗。」除了聽力受損，盈盈還有近視，身體的毛病逐樣的浮現，身為父母卻愛莫能助。對於女兒的將來，他們答得簡單：「只要開心、健康就夠了。」

白頭人送黑頭人的福氣

盈盈被確診後，張超雄夫婦曾經疲於奔命地為女兒尋找治病良方，盈盈要跟着父母舟車勞頓也不好受，曾經北上到廣州找大學教授施針針灸，成效未顯，盈盈竟抽筋發作，於是他們放棄了到處尋醫的念頭，免女兒因適應不了別處的氣候而病發，經過多年的照顧與觀察，他們都很明白，奇蹟是不可能發生了。然而，談到將來卻難掩擔憂：「我曾經寫了一本書《白頭人送黑頭人的福氣》，對普通人而言，這會令人感到悲傷，但對我們這些家長來說，卻是個傷心但安心的命運安排。」這絕對是一闋悲歌，但卻又無可奈何，只能盡人事安天命。

後記

誰憐父母心？

盈盈是一個可愛、乖巧的孩子，唯一的不幸是她在沒有原因的情況下，得到了嚴重智障。相信每個父母都希望子女快樂健康地成長，自己的兒女固然是寶貝，但請以最單純的父母心，去看顧別人的孩子，拋開成見與歧視，別為不幸者百上加斤了。能夠擁有健康美滿的家庭是一種福氣，但這種福氣卻非必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孩子做個好榜樣，讓世界多添一分愛。

何謂智障
一. 智力明顯低於同齡人士智障的主要特徵是智力不足。簡單來說，智力是指理解、記憶、運用資料、解決問題等抽象思維方面的能力。智障人士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會較同齡者為低。
二. 生活適應能力不足

可歸納為以下三個類別：
1 概念的學習：如讀寫、計算、語言的理解及表達等 ; 2 社交群處的能力：如人際交往、知法守規、有責任感、自我保護等 ; 3 實際的生活能力：如自我照顧、運用公共設施、職業技能等。
三. 在十八歲前具上述兩種現象在完成發育以後，由於病患、意外而引致的腦部受損，或老年人的記憶力、思考力衰退，並不屬於智障情況。只有在十八歲前出現智力及生活適應力不足，才會被界定為智障。



Profile
姓名：張超雄
年齡：56歲
職業：現任立法會議員
經歷：社工系博士，與太太在美國結婚並育有一子兩女，其中22歲次女為嚴重智障，需要特別照顧。1996年回流香港，致力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
●撰文：Justina Lee ●攝影：黃大立（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設計：Clara ●鳴謝：www.1.1mchildren.hk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及110萬兒童

資料來源：
東方新地  2013-11-26 K020-024 | 百感集 | By Justina Lee 議員父親與智障女兒  

社會老齡化提供創新沃土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1-08 A24 | 時事評論 | By 張瑞霖 社會老齡化提供創新沃土


人類目前以極急速的步伐進入老齡化。與上世紀五十年代相比，人類平均壽命增加差不多三十年；香港女性的平均壽命目前已經達到86 歲，男性也高達81 歲。英國有科學家估計，隨着醫學技術的發展，基因研究實際應用的推廣，2012年出生的人將有25%超過100歲。

談及人口老化的問題時，我們不能簡單地考慮增加醫療開支、加建護理床位，更重要的是，要思考高齡社會帶來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性轉變，找出現有制度和社會運作不適應的地方，打破舊框框，推動創新思維，包括在市場中開拓新空間，試驗新的制度和模式。

今天的醫療技術日新月異，但目前的醫療制度其骨幹是基於過去三百年跟各種傳染病作垂死戰所建立的模式，其中緊急拯救生命是重中之重，所以重點在於動手術、在於處理緊急護理。

科技發展革新體制

近年愈來愈多的國家從經驗中得出總結︰健康的生活模式、社區對慢性病患者友善的護理，包括心臟病、糖尿病、甚至癌症病人的照顧，都能減緩對醫療系統的壓力。因此，日本政府於2000 年在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醫療保障的基礎上，再推出長期照料保險制度（long term care isurance），以便有效利用財政資源。

新加坡政府在總結日本經驗之後，把應對老齡化的重點放在「全民健康」（wellness program）的推廣，認為良好生活習慣，加上適量運動，自然可以降低慢性病的概率，更直接降低每個公民住院日的比例；因此，新加坡政府近年便對運動設施和公共空間作出大量投資，以便更多公民能夠使用。

所以對高齡化社會的對策，各國政府正按自己對問題的不同理解制訂公共政策。香港政府如何建立社會對安老政策的共識，對未來香港的發展，亦會有很大的影響。

目前全球的遠距離醫療（Tele-Health）和遠距離照料（Tele-Care）技術飛速發展，過往病人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到診所、醫院輪候診治的模式將面臨改變。首先是各種電子監察生理指數（Biometric）儀器的普及。

Jaw Bone 是美國最成功的電子生理指數監察儀器的設計生產商，它們的產品表面看來像飾物一般，深受熱愛健康生活的年輕人歡迎。這類監察儀能自動把你各種生理指數，簡單如步行距離、熱量消耗等傳送到你個人的雲端資訊平台，讓消費者可以監察自己的身體狀況，亦可與友好分享。更專業的監察儀則讓慢性病的群體能自我監察血壓、血糖、血氧等指標，然後透過互聯網上傳至雲端的私人健康資訊網頁。最重要的是，這些訊息可以跟家庭醫生或醫院分享。

這種科技發展帶來的轉變，正衝擊着傳統的醫療體制。在貧窮的印度，由於農村嚴重缺乏醫療人員，所以催生很多社會企業利用現代科技服務農民，其商業模式和技術均日趨完善；跨國公司的科研亦利用印度這塊試驗田，測試更多的新產品和商業模式。

其實，不單是我們的醫療體制須要改變，上世紀六十年代主要依靠養老院支撐的養老機制亦發生很大的轉變。全球大部分國家均已取得共識，養老院並非長者的首選，除非他們已經喪失自我照顧的能力，所以針對如何增加和改革長者社區、家居照顧的各種試驗計劃如雨後春筍。日本在推行長期照料保險後的十二年間，社區日間照料所已由極少數增至四萬間，幾乎可以跟24 小時便利店數目相比，為超過五十萬的年輕人提供新就業機會。

社會創新推動安老

十二年前，波士頓一群老人為了實現在自己溫馨的家終老的意願，自發組織起來，建立全美首個虛擬老人社區（Virtual Elder Community），為會員提供各種社交、娛樂、居家照顧及長期護理的服務，這就是全球養老界知名的BeaconHill Village。十二年後，這個虛擬的老人社區已經由村對村（Village to Village）的非牟利機構，推廣到美國1200多個不同社區。

醫療科技的進步，資訊傳送和整合能力的提高，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退休群體，以及日趨成熟的公民社會，都會催生新型的養老產業，推動政府施行新政策，提供沃土予社會事業家。我希望更多人認識如何應對社會老齡化——創新是關鍵，試驗空間是創新的基礎，而公民智慧是原動力。讓社會創新推動香港安老服務的革新！社會創業論壇主席

第六屆社企民間高峰會2013 國際研討會將會於2013 年11 月29 日至12 月1 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現已接受報名，本年主題為「創新于善」，內容包括跨國政策對談，跨界創新及各種社會議題的討論。www.ses.org.hk

張瑞霖

下一個泡沫：保險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1-08 B05 | 投資者日記 | 投資者日記 | By 畢老林

畢者推介

‧A 股中小型股份從來「故事」多多，而所謂講故事，就是投機和主題投資，但現在大型股份也開始有講故事的潛力，而鐘林認為最有可能的不屬於四大類大型股的火電股。詳情請看B6 頁的中國股市。

‧隨着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的地位也跟着提升，而中港關係雖然看似充滿矛盾，但在經濟上卻比以前更加互助互惠，因此，鄒小敏在B13頁中指出，香港將可協助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香港近年的熱門話題之一是貧富懸殊，但怎樣才算貧窮爭議甚大，在沒有確立定義之前，扶貧政策將很難搞得好。羅家聰在B21 頁指出，要清楚住戶收支全貌，才能定出貧富分界線。

11 月7 日，周四。金融業一詞廣泛籠統，涵蓋銀行、證券、保險、資產管理以至投資顧問。然而，金融海嘯至今五年，不論歐美還是內地，每當市場焦點落在金融業的資本水平、資產質素、信貸評級， 「金融業」三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所指的乃銀行業。歐美大行的表外負債、內地銀行透過巧立名目的理財產品規避監管持續放貸，由此衍生出來的影子金融體系，較傳統銀行更難駕馭。

風險評估遠不足夠

在整個金融業中，影子系統並非銀行獨有，保險公司何嘗不存在同樣的問題？監管機構密切注視銀行營運狀況和風險水平，以確保納稅人不致為銀行業務過度進取收拾爛攤子，是政府應盡之責應有之義。同樣的邏輯套用於保險業者身上，何不適用之有？

根據聯儲局的數據，美國接受存款機構（主要為商業銀行），去年儲蓄存款總額為6.979 萬億美元。美國保險公司的壽險和年金（annuity）債務，去年合共4.068萬億美元，跟銀行存款相比不遑多讓。

金融海嘯後，圍繞銀行（尤其大到不能倒那類）風險的調研鋪天蓋地，監管機構每隔一段時間便替銀行進行「體檢」，在壓力測試中過不了關的業者，必須籌集資金充實資本。然而，系統重要性不下於銀行的保險業，關於其風險狀況的評估卻相對甚少。保險商負債年期較長、客戶撤資「擠提」極為罕見，以及只有精算師才看得明的風險管理模型，相信是外行人樂於以「沉悶」為藉口，對保險業隱憂視而不見的原因。

2008 年金融世界翻江倒海，導火線雖是美國政府對雷曼兄弟見死不救，但保險巨企美國國際集團（AIG）比雷曼更早出狀況，成因儘管不一定跟資產負債相關（與信貸違約掉期〔CDS〕等涉及交易對手風險的衍生工具關係更密切），AIG 亦非雷曼，出事後馬上獲華府注資打救，惟保險乃金融世界舉足輕重的一環，從AIG 事件已可窺一斑而知全豹。投資者在關注銀行風險狀況之餘，焉能「厚此薄彼」，對保險公司掉以輕心？

影子銀行體系的誕生、膨脹，跟正規銀行所受的監管程度成正比。換句話說，傳統貸款業務所受約束愈多，銀行透過「理財產品」、「特殊目的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s）繞過監管和增資要求的誘因便愈大。

從某種意義來看，監管機構防患未然用心良苦，惟到頭來可能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令銀行業風險不斷「變種」更難防範。

過去十年，保險業在一般投資者不加注意的情況下，亦發展出自身的影子體系。這個系統的誕生、膨脹，跟立足於「理財產品」和「特殊目的工具」等金融創新的影子銀行一樣，也是拜監管機構收緊規例所賜。

上月，倫敦商學院（LBS）學者科伊根（Ralph Koijen）與明尼亞波利斯聯儲銀行研究員余吾元博（音譯，原名Motohiro Yogo，曾於東京大學發表演說，但老畢無法找到其姓名的漢字正寫，東大網頁亦僅列出英文拼音） ， 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BER）發表聯署論文，標題單刀直入，就叫〈影子保險〉（ShadowInsurance） 。兩位作者指出，2000 年1 月，美國聯邦保監機構「全國保險監督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 推出ModelRegulation 830（業界普遍以XXX規例稱之），繼而於2003 年1 月推出Acturial Guideline 38（業界稱之為AXXX 規例），責成保險業者為新承造壽險保單預留遠高於以往的現金儲備。

監管漏洞滋生影子體系

從監管機構的角度出發，新例有助保險公司強化資本水平控制業務風險，跟金管局要求銀行嚴控樓按上限、歐美央行力促銀行降低槓桿，並無本質上的分別。然而，就如銀行貸款業務受到資本要求約束一樣，NAIC 新例生效後，保險業者開單吸客不能像過去得心應手，業務擴張盈利增長大受限制在所難免。從經營者的角度考量，保險公司設法繞過XXX 和AXXX 兩項新例，你有你管我有我避，自然不過。

與銀行利用千奇百怪的「特殊工具」規避監管，把風險移至表外以持續放貸相通，保險公司也想到這一招，而且利用美國聯邦與州保監河水不犯井水這個「天然漏洞」，輕而易舉達到目的。

2002 年，南卡羅萊納州引入新法，容許壽險商設立空殼公司，以再保險商（reinsurers）的形式承接母公司部分保單，以釋放其現金儲備作其他用途。除了南卡羅萊納州之外，佛蒙特州（Vermont）亦起而效法，於2007 年引入類似法例。連同開曼群島、百慕達、巴巴多斯等離岸金融中心，一個為保險業規避監管的龐大影子體系應運而生，與影子銀行系統並駕齊驅。

從【附圖】可見，保險公司「善用」南卡州、佛蒙特以至離岸金融中心異常寬鬆的監管條例，非但不愁資本水平不足影響新業務開拓，為滿足XXX 和AXXX 規例預留大筆形同「死錢」的現金儲備，同樣會隨着母公司把數額可觀的業務轉移至空殼而得到解放， 「死錢」變「活」。

移形換影風險轉移

值得注意的是，就如銀行通過理財產品或特殊目的工具繞過監管要求繼續放貸，保險業者利用某些州份或離岸中心的寬鬆條例，成立再保空殼公司，對減低資產負債表承受的風險毫無幫助，成功規避監管不等於風險消失，分別風險留在表內還是轉移至表外。這跟保險公司把部分業務「外判」予獨立運作的第三方再保機構，藉此分散賠償責任控制風險，性質上風馬牛不相及。

兩位學者在論文中指出，美國壽險公司透過這個途徑「移形換影」的責任金額，從2002 年風氣剛開時的110 億美元，激增至去年的3630 億美元。約半數業者參與影子保險活動，去年平均每1 美元投保額，多達28 美仙轉移至影子再保公司，十四倍於2002 年的2 美仙水平！

論文提到，評級機構若把影子體系涉及的風險計算在內，美國保險業的信貸評級，至少應較目前低三個級別，潛在虧損高達157 億美元。本港上市保險機構有沒有從事影子活動，因註冊地點和其他因素不同，論文中的情況未必適用。可是，兩位學者帶出了保險業影子體系的危機，還望識者跟進。

畢老林

回收產業須保險配套支援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1-05 A18 | 時事評論 | By 陳啟明

回收產業須保險配套支援

近年， 「投保難、保費高」均一直困擾回收業界，特區政府若繼續置諸不理，即使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反覆強調資源循環政策是「整全的」，業界及市民都會視為空話。

幾年前，中小型企業購買僱員保險（下稱「勞保」）時遇上極大困難，香港保險業聯會遂於2007 年成立「僱員補償聯保計劃」（下稱「聯保計劃」），並組成「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管理局」（下稱「聯保局」），為購買勞保遇上困難的僱主提供保險保障。

「聯保計劃」最初只涵蓋十九種高風險行業，投保條件有二：一、曾遭最少三間經營勞保業務的保險公司拒絕投保申請，拒絕理由並非欠交保費，或不符合職業健康及安全的法定要求；二、保費報價高於「聯保計劃」訂定保費基準的三成或以上。

其後若干「聯保計劃」受保範圍以外的行業也出現「投保難」的問題，計劃遂酌情考慮個別投保申請；其中回收企業於2011年的申請個案便高達26 宗，遠高於上一個年度的只有兩宗。鑑於問題趨於普遍， 「聯保計劃」於2012 年4 月正式把清潔、物流╱運輸及回收三個行業納入高風險行業名單之內。

不過，回收業界繼續受投保難問題困擾。是年10 月，兩個從事社區回收的非牟利團體在傳媒公開投訴，很多保險公司拒絕提供僱員保險。他們沒有向「聯保計劃」求助，原因可能是該計劃宣傳不足；有關情況至今沒有改善，例如該計劃的官方網站大部分版面點擊後全無反應、個別民政事務總署諮詢服務中心缺乏相關宣傳單張等。

即使個別保險公司願意承保，保費卻大幅增加數倍至十數倍之多。不容否認的是，回收業界被拒保或被索取高昂保費，與行業內的不規範現象不無關係，例如回收屬於「新興」行業，風險池太小；個別回收商投保時少報僱員數目，忽視職業安全等問題，均令不少保險公司怕賠本而拒絕承保，或大幅提升保費以平衡風險。

問題是，回收再造業包括眾多行業和工種，其間存在的危險各有不同，保費理應區別對待。以回收的流程為例，涉及的工序包括過磅買賣、打包捆紮、裝運物流、分拆分類等；具體工作包括買賣記賬、簡單分揀、處理廚餘、人力搬運、操作機器、駕駛車輛，不一而足，故對不同工種一律收取高昂保費，並不合理。

更須指出的是， 「聯保局」由十五家經營勞保業務保險公司的代表組成，日常運作由香港保險業聯會負責，直接委聘專業人員計算保費基準，難免受人質疑會袒護保險業界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前述「聯保計劃」宣傳不足、網站失效等，即使不是有意為之，也無法推卸管理不善的責任。

隨着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數目逐步增加，本港環保回收及再造的從業人員數目估計將不斷上升，使企業投保問題更形迫切。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應有所作為，設法優化「聯保計劃」體制， 「聯保局」也須厲行改革。為釋除社會疑慮，保險業監理處可仿效旅遊業議會的做法，督促該局邀請業外人士加入理事會、核保委員會等，並非如現在般只在顧問委員會引入「外人」。

此外，加強「聯保計劃」宣傳工作，減輕回收再造業界尋找承保公司的壓力，並透過增加價格透明度，俾能獲得較公平的保費。具體改善措施可包括：為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準備充足的宣傳單張、管理好官方網站讓市民易於瀏覽相關資料、邀請環保署及環境基金協助介紹該計劃等。

至於保費方面，政府應仿效多年前促進創意工業發展的做法，為回收再造行業收集更全面的數據，讓保險公司及「聯保局」能準確掌握風險池的實際情況，從而為個別行業及工種訂定合理保費。

在提升職業安全水平方面，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應主動介入，督促業界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水平，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保險業界則可訂定保費優惠條款，獎勵表現良好的企業和機構。

對於保險市場的歪風，政府應鼓勵保險業及回收再造業積極溝通，協商解決投保操作的流弊，從而把保費控制在合理水平。幾年前，搭棚工人也曾發生類似的投保難問題，最後經保險業及搭棚業商會努力協商，使問題得以順利解決。

勞保本有助減輕僱員工傷衍生的負擔，幫助僱主控制風險損失，從而維持企業營運的穩定性。可是，近年投保難及保費昂貴問題反過來窒礙了回收業的發展，與保險存在的本意截然相反，希望政府及早介入，避免類似金融霸權損害強積金制度的惡果再現。

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

陳啟明

民粹政客帶頭歧視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0-15
A20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歧視不存在，香港更可愛。香港的普世價值天天進步，與先進文明國家日近，但就歧視性的思想和言論，不單從來不文明，而且還日趨惡化；從前只是市井之徒的歧視語言，不知何時，由小農才子開始，學者教授、名人政客等等，說個不亦樂乎，成為時尚。

港人已經雞鳴狗盜化，還自以為擁有高等文化，近日竟有來自標榜人權法治的政黨議員毛孟靜，夥同范國威和譚凱邦，刊登涉及歧視新移民的廣告。三人自然不認。

歧視是違法行為，也是不尊重、甚至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人權有法律依據、有國際標準，三人不能仿效網上小學雞那樣堅稱沒有歧視，便可迴避問題。毛小姐來自公民黨，很遺憾，到執筆一刻，仍未見正義大狀敢以法律角度反駁歧視論。

廣告歧視不容抵賴

香港人權團體多的是，專家也不少，筆者也算有點認識，此事關乎國民教育、公民教育，一個充滿歧視文化的地方，何來國際地位？這事必須研究清楚，論個明白，請公民黨一眾正義大狀不要迴避對真理的探討！

雖然國際級別的人權法律沒有神秘性，但不能自說自話作為自我解釋。據《1966 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一條列明，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均違反國際法；亦即是說國際社會不應接受任何文明社會存在種族歧視的行為，包括言論中傷。

大家自然會問，何謂種族歧視？定義如何？小學雞慣了你一言、我一語，堅持自己的想法，就連貴為議員的革命家也是這種作風，總之律人嚴時律己寬，多重標準，自己永遠是對的。單是這類「本土文化」就知道香港人從不文明。

法律界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Lexis 對「種族歧視」（Racial Dissemination）的定義為，任何根據種族、膚色、世系、國族，或人種本源（ethnic origin）的區別、排斥、限制或偏袒，其目的或影響在於消除或減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任何其他大眾生活範疇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認可、享有或行使（三者同等重要）。

請留意，人種本源不是指別的種族，所以包括來港的內地新移民。對新移民作出區別、排斥、限制的言論，以及對他們應有的權利作出任何消除或減少的建議，本質上已經構成歧視。

「廣告三人組」所倡議的，不單是收回審批權（這點我從來同意），而是假設收回之後，比現時的移民限制更大，理由是把現有的社會問題歸罪於新移民，甚而武斷地把新移民描述為中共的支持者。這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歧視性言論。硬說自己不是，只屬巧言令色，文過飾非。

這裏必須指出譚凱邦的回應，正好證明他的思想和識見皆充滿歧視和謬誤。難得這人自認左派，搞環保、支持民主，皆是左派的理想目標；但煽動民粹排擠新移民，則是右派法西斯的行為。左右逢源的人，不是政棍還是什麼？

誣稱新移民來港七年之後還會聽從中共指示投票，那是全無依據的指控，百分百偏見。退一萬步來說，民主的精神就是要尊重投票者的一票，認為選民只應投票給自己人，根本不明民主為何物。

在什麼地方與家人團聚，那是當事人的權利，政府只應盡力配合而不是限制，更不能以有其他地方可作團聚為理，而由限制別人的人權。我可否說你有權移民到別的民主地方，所以你無權在港爭民主？譚先生若想提高理論水平，便須多看正經讀物，那些網上一面倒的意見，只是充滿謬誤的歪論，經不起嚴謹的辯證。
議席增加鼓勵民粹

十四年前人大釋法，全因政府恐嚇「將有一百七十萬人到港，所以要安排內地人有秩序來港」。當年社會的正義朋友齊聲反對，認為人權和家庭團聚大於一切。十四年後，原來回歸十六年以來，香港只增加了八十萬人，只及當年政府宣稱的一半，而正義朋友卻已不知去向，甚至加入政府的論述，說什麼香港承擔不來，目的只為討好民粹。

當年香港只有二十個直選議席，現在加至三十五個，原來民主只會更加鼓勵民粹的政客出現，這才是令筆者這幾天反思甚深的地方。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已經表態，認為任何對某個類別人士的背景作出中傷（vilify）的言論均會構成歧視。「種族中傷」及「種族騷擾」皆屬法律字眼，寫於三年前正式生效的《種族歧視條例》（Cap602）之內，而且是刑事罪行。周一嶽不是法律出身，他的回應相信是得到平機會專家的意見，類似「蝗蟲論」的言談若然引用於其他族群，是可以構成最高罰款十萬元，並監禁兩年。

學者顧敏康2006 年12 月4 日曾在《明報》發表〈種族歧視條例應涵蓋內地新移民〉，文章還可在網上找到。不過，政府的諮詢文件曾經承認內地新移民飽受「社會歧視」，卻不存在「種族歧視」，所以不包括在法例之內；法例經定義後，已排除適用於非永久性新移民。這類玩弄語言偽術的惡果，今天大家可親眼目睹，就是根本沒有法律阻止歧視新移民的言行惡化，甚至已惡化到由政客帶頭鼓吹。

王岸然

港產生化柴油留港自用貢獻更大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0-11
A23 | 時事評論 | By 陳啟明

香港的循環再造產業中，生化柴油行業可說較具規模，其產能足以處理本港產生的全部廢食油。不過，表象的背後是該行業其實存在嚴重隱憂，主要是缺乏收集原料及銷售產品的渠道。從較宏觀的角度而言，這些問題也是整體再造業共同面對的困難。特區政府若任由生化柴油行業自生自滅，那麼所謂扶助回收再造業的說法，也只是徒托空言而已。
生化柴油具有減少廢物及減少廢氣的雙重優點。本港的生化柴油廠商，主要以廢食油、食肆隔油池沉積物、動物油脂等為原料，因此有助減少廢物。此外，生化柴油也有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特別是二氧化硫。環保署網頁指出： 「就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的潛力而言，歐盟V期柴油與生化柴油相若」。

廢食油回收欠缺規管

本港現時有兩間生化柴油廠，其中一間位於環保園內，第三間建於將軍澳工業邨內，快將落成投產，三廠合計每年能生產約14 萬噸（約1.65 億公升）純生化柴油（除了特別標明．下同）。據有關廠商介紹，每100 公升廢食油大概可生產95 公升生化柴油，故當第三間廠商投產後，本港將有能力全數處理每年產生的區區2200 萬公升廢食油。駐環保園的廠商更表示只進行第一期工程，也就是說，市場若有需要的話，產能尚可進一步擴充。
令人詫異的是，本港生化柴油廠竟面對「吃不飽」的問題，原因之一是廢食油回收欠缺規管，以至每年約有一千萬公升廢食油不知去向，當中大部分可能由不法商人出口內地「回歸」餐桌。

再者，即使是仁愛堂「膳油莊」廢食油資源處理中心，他們作為社會企業，也不重視留港處理廢食油對減少碳排放的貢獻，沒有把收集所得的廢食油交由本港的生化柴油廠加工再造，而是出口往奧地利的生物柴油廠。

港產生化柴油在港銷售情況也不理想，原因同樣是缺乏政策扶持。上屆政府只為生化柴油訂定規格標準，卻沒有規定車輛燃料須含某個比例的生化柴油，任由油公司自行決定是否供應生化柴油，油公司基於成本考慮，結果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部分政府部門嘗試使用生化柴油，自2012 年1月開始的十六個月內，只訂購350 萬公升港產B5 柴油（含5%生化柴油），故對業界的幫助相當有限。更惡劣的是，有關供應商在合約到期後不獲續約，新合約是否落入外地供應商手中，至今情況不明。

留港銷售情況既然不明朗，故即將投產的生化柴油公司已表示，日後出產的生化柴油，大部分會出口歐洲。結果可能出現以下荒謬情況：本港使用的生化柴油反而來自進口，額外製造大量碳排放。

香港每年消耗大量能源，故此生化柴油理應不愁出路。本港作為國際都會及航運航空樞紐，在2012 年進口留用的航空汽油與煤油、輕質柴油、重質柴油、石腦油，以及燃油分別達到67 億、45億及73 億公升。生化柴油可以混入化石燃料，應用於柴油車、船舶、航機及機器，任何一種用途，均能全數吸納本港生產的生化柴油。

為了落實改善道路空氣質素，特區政府不惜動用超過百億元公帑資助淘汰歐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又擴大充電網絡以鼓勵使用低排放╱零排放車輛（以及電動車）。改善港口空氣質素方面，特區政府計劃規定所有遠洋輪船泊岸及本地船隻和渡輪轉用含硫量較低的柴油。特區政府其實可以多走一步，考慮規定相關燃料須含最少5%的生化柴油，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呢！

生化柴油對香港作為世界航空樞紐的地位，也具有策略性作用。歐盟擬向國際航機徵收「航空碳排放稅」，但使用生化柴油的航機可獲豁免。故此，香港應盡早把生化柴油納入航空燃油供應系統，以及早籌建油庫及輸油設施。

其實，港產生化柴油在本土市場的困局，根本原因是特區政府作繭自縛，片面堅守世貿組織的自由貿易規限。在今年3 月立法會會議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便以此為由，表示政府不能規定本地使用的生化柴油一定要產自本地的廢食油。顯然易見的是，他忽略了歐盟國家、美國、澳洲、瑞士政府已對生化柴油製造商提供津貼的客觀事實。這些國家的做法有否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定，及對本港在地使用生化柴油有何啟示，黃錦星似乎沒有深究。

政策局部門缺乏協調

生化柴油的成本較一般柴油貴5%至10%，當然會對推廣使用構成負面因素。特區政府既然決意改善本港空氣質素，為何不彷效西方國家向生化柴油提供津貼呢？

與本港生化柴油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是廢食油回收問題，不少議員及港人擔心從香港流失的廢食油會重返內地餐桌，危害國人健康。再者，食油價格高於生化柴油，也導致廢食油收購價高企，本地廠商難以競爭。

為此，立法會在本年3 月通過議案，要求政府設立廢食油回收商發牌制度，以及廢食油流向登記制度，並要求回收商妥善保存收購數量、儲存、出售相關記錄，以遏止不法交易。議員罕有達成一致意見，即使飲食界代表張宇人也表示，業界對設立追蹤機制「會明白和諒解的」。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積極改善生化柴油業的經營環境，撤銷過度規管措施。舉例來說，生化柴油的燃點遠高於普通柴油，卻被要求遵守相同的消防條例，應予以修正，從而降低儲存及銷售上面對的困難。

行政長官梁振英曾表示，本港競爭力仍位居世界前列，其說法不敢苟同。本港的城市管理能力大不如前，這從政府在廢物處理政策上焦頭爛額，以及垃圾問題形勢嚴峻，可見一斑，問題根源在於政府施政既落後於形勢，又缺乏魄力。

特區政府後知後覺，落後於社會形勢。誠如前文所言，立法會內各黨派議員難得一致達成共識，要求政府加強對廢食油的規管，他們的主張與既有政策方向並無二致，只是比政府的規劃走得更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社會及業界已表示願意承擔政策成本，可是黃錦星還堅持追蹤機制「會令相關的商業運作成本增加」，更表示規範回收活動及回收業「對社會是有成本的」，其想法顯然背離社情民意。

特區政府缺乏先見之明，政策支離破碎。今天港產生化柴油面對的問題，明天會發生在其他再造產品身上。生化柴油所遭遇的問題，涉及產業發展、外貿關係、公帑資助、燃料稅收、食物監管等政策範疇，超出環境局的管轄範圍，這正是環境局難以有所作為的原因。簡言之，本港再造產業面對的最大障礙，在於政策局部門之間條框分割，彼此缺乏協調。

特區政府自甘落後，只選擇性採用外地先進經驗。舉例來說，歐盟國家已規定車用柴油須加入若干比例的生化柴油；英國、台灣等地已規管廢食油回收；歐美國家已向生化柴油生產商提供資助等。特區政府卻視若無睹，一概不予採用，這樣下去，香港怎能不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呢！

特區政府更不敢為天下先，不敢因應本港特殊情況挑戰現行國際做法。黃錦星拒絕規管廢食油回收的另一理據，是《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沒有視之為危險品，因此本港的《廢物處置條例》也就不規管廢食油出口了。但廢食油危害國人健康的情況，彰彰明甚，特區政府理應特事特辦，堵塞廢食油出口禍國害民的漏洞。特區政府也應開風氣之先，主動尋求世貿組織支持「在地再用優先」原則，以及不應視之為非關稅壁壘。

總括而言，生化柴油所呈現的不單是廢物處理或資源循環政策出了問題，更顯示政府高層整合及調整政策的能力也出了問題，冀望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參與統籌扶持本港回收再造業的工作後，能正視深層次問題，為垃圾問題闖出一條生路。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

陳啟明

「中產階級」與社會階級理論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0-01
A15 | 時事評論 | By 葉仲茵 鄭宏泰 沈國祥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受智經研究中心委托，於本年7月進行一項「市民對『中產』的觀感」意見調查【註1】。主要的研究發現，是香港市民較傾向使用經濟資本（包括物業、流動資產和收入）來界定誰是「中產」。

社會階級研究學者最常用來以區分社會上不同階級或定義「中產」的個人職業，在香港市民眼中的重要性，只是在十一項準則中佔第6位【註2】。這個調查結果的公布當然引起社會上對中產定義、中產處境、上向和下向社會流動等議題的討論。

在參與這些討論時，我們希望藉此簡單介紹社會階級理論，並說明階級分析、區分社會不同階級和定義「何謂中產」對目前香港社會的重要性。

「中產夢」的啟示此外，我們會討論過去二十多年來有關香港社會流動與階級結構的研究結果，並說明其對香港人的「中產夢」與「香港夢」的啟示和意義。我們相信，這些回顧與討論，將有助我們思考中產階級之變與不變、向上社會流動機會減少、社會不平等惡化和香港社會經濟結構未來的課題。

正如前述，個人職業是現今從事社會階級和社會流動研究學者所廣泛用以區分社會上各階級的準則。其理論基礎來自於英國社會學家John H. Goldthorpe 於1970 年代發展的社會階級理論（theoryof social class） （Goldthorpe2000）。此理論的關注點在於要區分佔現代社會八至九成的工作人口的社會階級位置；Goldthorpe 根據各個職業與其在位者的僱傭關係（employmentrelations）而劃分七個階級，再而歸納為三個主要階級【表】。

對於Goldthorpe 而言，一方面， 「中產階級」或「服務階級」是由行政及管理級人員、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士組成，其僱傭關係的特點在於他們是支取薪金（salaries）而非工資（wages），而且僱主願意為他們提供晉升階梯及作出長遠的事業承擔，因此這些職位都比較穩定及獲得較全面的保障。

另一方面， 「工人階級」則由體力勞動工人、藍領與非技術工人組成，其僱傭關係的特徵是他們的薪酬多以時薪、日薪或按件計算，僱主對他們是沒有長遠的承擔，他們的職位因而較不穩定，而且欠缺完善的福利與保障，即所謂的「手停口停」。

僱傭關係的特徵

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的是「中間階級」，其僱傭關係同時擁有前兩者的特徵，並受着「中產階級」的「服務關係」（service relationship） 與「工人階級」的「勞工合約」（labourcontract）所制約。

換言之，根據他的社會階級理論，個人的階級位置是取決於其職業所引伸的僱傭關係；而僱傭關係的性質往往決定個人在各個生活範疇上的機會與經驗（life chances）。

Goldthorpe 的社會階級分類（常稱為Goldthorpe class schema或EGP schema）自1970 年代起一直獲得英國及其他歐州的相關學術研究使用；而在2002 年起，英國的國家統計局更基於EGP schema 建立其社會階級分類（NS-SEC），並比較在位者在各個經濟、社會、教育、健康及政治參與範疇上的差異與變遷（Rose and Pevalin 2003）。

雖然這個社會階級分類的確可以分辨各個社會階級在不同生活領域所遭遇的不同經歷甚至是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但是對Goldthorpe而言，階級與其他範疇的關係只是個人階級位置所引致的影響或後果，而並非構成某個階級位置的原因。

階級分析與香港系列．之一葉仲茵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沈國祥為香港亞太研究所項目主任。

【註1】研究報告已上載智經研究中心的網站

【註2】值得參考的是，1988年的社會發展指標調查中，四成的受訪者認為在香港個人的社會地位是由財富所決定（40.0%）；認為學識、家庭背景、對社會貢獻和權力的則佔26%、8%、11%和8%（Wong 1991: Table 7.12）。雖然這道問題所指的是決定社會地位的標準，因而與今次以對「中產」觀感為題的調查目的不盡相同，但是從這兩個調查中，我們可以見到在過去二十五年，香港人都非常重視以財富來衡量個人的身份地位。

參考書目：

Goldthorpe, John H. 2000.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thorpe, John and Abigail McKnight. 2007. The Economics Basis of Social Class.

Pp. 109-136 in Mobility and Inequality:Frontiers of Research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edited by Stephen L. Morgan, David B. Grusky, and Gray S.

Fiel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David and David Pevalin.2003. A Researcher'sGuide to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Socio-Economic Classification.London: Sage.

Wong, Thomas W. P. 1991.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p. 145-171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edited by Siu-kai Lau, Ming-kwan, Po-san Wan,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of Hong Kong.

葉仲茵

鄭宏泰

沈國祥

優化「辣招」成為長期樓市政策

信報財經新聞 2013-09-25
A20 | 時事評論 | By 楊偉文

政府去年10 月推出的「買家印花稅」（BSD）、加強版「特別印花稅」（SSD），連同今年2 月加推的「雙倍印花稅」（DSD，俗稱「辣招」）等政策，將在立法會進行辯論、二讀和三讀審議的立法程序，是以近期引發社會對「減辣」或「辣招」存廢的熱烈討論。
提出「廢辣」和「減辣」的理由，主要在於過去一年政策未能有效令樓價下跌，未能幫助市民置業之餘，卻又徒添買樓障礙，令買樓成本大升（高昂印花稅），供應減少（高稅年限），令市場成交萎縮，直接影響幾萬名地產代理從業員的生計，對經濟和社會穩定構成負面影響。

不過，政府認為在房屋供應量未有提升的情況下，如果放棄「辣招」壓抑這股「剛性」需求，樓價必定再度飆升，加上美國「退市」在即、利息上升周期重現的前景下，撤消「辣招」舉措，只會增加「樓市泡沫」的風險，後果可能重蹈亞洲金融風暴出現大量負資產的覆轍，政府對此表示憂慮。

筆者認同政府的看法，而且認為應把「辣招」優化，作為長期樓市管理政策之一。事實上，「辣招」最重要的一點是擊退大量炒家，令樓市回到用家為主的市場，政府應視這一點為長期樓市政策的目標。

住屋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是民生問題，更是反映管治水平高低的政治問題。

若把房屋視作單純的經濟問題處理，以自由市場為主導，以香港彈丸之地的條件，最終只會加劇貧富差距，到時社會怨氣難解，不滿情緒難消；所以，政府應向市場發出明確訊息，樓房市場將以用家為主導，以解決居住問題為核心，市民應放棄炒樓致富的思維。

長遠來說，這有望改善和解決住屋的問題。當然，這會引起社會更大的反響，包括超過一百萬戶擁有自置物業的家庭，他們害怕資產貶值，利益受損。因此，筆者認為「辣招」應在房屋供應量增加後進行「優化」，而非撤消。

「優化」方向有兩點：一、收窄「辣招」的適用範圍，即是把樓房市場清楚劃分為「用家市場」和「投資市場」，例如把實用面積少於800 呎的住屋維持現有的「辣招」水平；二、甚或「加辣」，務求漸漸改變人的思想，中小型住屋單位不是投資致富之途，只是生活改善之道。這樣下來，潛移默化，投機買賣下降，樓價急升驟降的波動減少，中下家庭置業的機會將有望增加。

不過，這可能產生一些嚴重後果。由於中小型單位缺乏投資價值，需求減少，物業價格難以調高，令發展商缺乏誘因供應中小型單位；加上這類單位的長線投資者也可能減少，導致租盤欠奉，最後租金和樓價再次上升，政策弄巧反拙。所以， 「辣招」須有一系列政策配合，才能達致政策的整體效果，這包括增加「限呎」土地供應、推行「租金管制」和提供「租金收入的稅務優惠」等。

在瑞士，高昂的增值稅、資產稅、租金管制，令大部分市民都選擇長期租住房屋，置業率只有15%。這樣，還有什麼人願意買樓投資和放出租盤，以維持市場供應？這除了合作社建造的廉價房之外，瑞士政府還提供稅務優惠予業主，藉此鼓勵他們出租房屋。

在瑞士，有三分一的出租單位由大型保險公司擁有，藉此收取穩定收入和稅務優惠。事實上，香港政府也可考慮提供稅務優惠，鼓勵長線投資者賺取合理租金回報；除了大型保險公司之外，也可提供出路予地產代理商轉型成為租賃業務公司，甚或提供管家式服務，為顧客

解決所有租住房屋的問題。

筆者希望透過優化「辣招」和配套方案，而且一併執行，以紓緩反對「辣招」者的情緒，從他們的利益考慮，提供可行出路，謀求共識，合力改變香港樓市的格局和文化，盼能改善每個人的居住問題。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楊偉文

範文．語文．文學

信報財經新聞   2013-09-06
A19 | 時事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字數: 2269 字

範文．語文．文學


上周談到中國古代的傳統私塾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從而提到（一）語文之中， 「聽、講、讀、寫」的學習，是有層次的， 「聽」與「講」可以由人類感官自然習得，不必刻意設計，但是也因此孩子的語言環境至為重要；（二）文字的學習， 「文」雖然是由「字」組成的，但是「字」的學習，只有通過學習「詞」、「文」才有意思，也才有實效。先學字，後學文，不符合學習的規律。
基本的觀察是：古代的傳統，可以用現代的學習科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加以剖析；裏面其實反映了我們的祖先對於人類文字學習有很深層的智慧，但也會有不少慣性的習慣違反學習的原理，須要排除。
這就難免要論及近日香港教育界頗有討論的「範文」問題。所謂範文，是指語文課程中規定學生必須熟讀的若干篇章，或是傳統的經典，或是現代名家的散文。傳統上，香港的語文課程是有範文的，既是教學大綱的明文規定，也是公開考試命題的範圍，因此也是課本編寫的根據。
覆蓋範文與能力培養
我們念書的時候，就是如此，課本、教學、考試，就是圍繞着這些範文，範文幾乎就是語文教學的一切。標準的課本，每一課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篇範文；文章之後，就是主題思想、作者生平、詞語解釋，等等。教師的全部任務，就是完成整本課本裏面的範文，沒有經驗的教師，憂慮的是「教不完書」；有經驗的教師，則會在範文的周圍，加入許多個人領會出來的「人生哲理」。學生的任務，也是熟讀範文，連作者生平之類，都背得滾瓜爛熟，因為不論是校內的考試，還是公開的會考，都期望學生能夠熟讀範文。
這裏面起碼涉及幾個方面。
第一，學生接觸的文字，往往就局限於範文。不少學生，除了範文以外，基本上不會接觸其他文字；要是出生在非知識分子的家庭，或者是家裏沒有書籍、雜誌，範文就是學生接觸文字的全部。而教師，囿於公開考試的要求，也就無暇在範文以外再做什麼。
最嚴重的情形是教師只教範文，因為他認為教完範文就是覆蓋了課程的全部。此外，教師因為批改的工作量，每個學期只要求學生作五至六篇作文，這就是學生全部的文字經歷，學生的中文怎麼會好？當然，這裏說的是極端的情形，近年這些情況已經改善了許多；公開考試的出題方式也不斷在改變，因此上述的極端情形已不多見。然而，範文統治教學的觀念依然陰魂不息，在教師來說，沒有了範文，就好像是沒有了依靠，不知從何着手。
準備考試與語文學習
第二，教學等同準備考試，教學大綱等同考試大綱，也是陰魂不息。在2002 年以前，高中每年大概有範文二十四篇，然後會考的考試大綱又選出一部分作為考試的範圍；於是，教師的概念裏面，這少數的範文也就成為了教學的重點。教師的注意力，傳統上就是圍繞着如何覆蓋這些範文，讓學生考試考得好，而不是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從專業的角度看，這種狀況是沒有道理的，是對於學生學習中文極為不利的。
2002 年左右，課程大綱已經把範文從每年大概二十四篇擴大到全部五百篇，可以在網上自由取用。而且，這五百篇只是供教師參考，教師可以從其他地方選用其他的文章。原意是把「學習文章」轉變為「培養能力」，也因此可以擴寬學生閱讀的範圍；但是如此一來，教師就覺得沒有了依靠，沒有一些範文在手，不知道如何準備考試。看來，要求教師在教學觀念上的轉變着力不夠，用舊的角度來看新的方向，就不容易適應。
更糟糕的是，負責考試的部門，好像也沒有觀念上的轉變，因此在2012 年，新的中學教育文憑試試卷出現了一些其實是須要熟悉某些範文內容的題目，於是許多學生措手不及，中文成了「重災區」；也引起教師和校長的不滿，要求恢復範文。
最近見報的新措施，是增加了少量的文言範文，而且將會佔考試的一個很小的百分比。這樣的措施，也許是一種政治讓步。教師和校長的訴求，往往是「不考的，學生就不會認真學」，假如這種理由可以成立，那麼：一、學生學的文言文學習就會停留在這極少數的幾篇，規定的範文就會成為文言文的「上限」，學生其實還應該熟悉更多的文言文，但是不等於就要考試；二、中文學習就會退回到局限於範文的小天地，很多年走向培養語文能力的努力也許就會輕易喪失。
第三，語文與文學的關係，始終沒有理清，擁有影響力的，有兩種看法。一種說法認為，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是根本，語言能力強了，就有能力欣賞文學；另一種說法是，中國的傳統就是從文學學語文，因此，應該從開始就學習經典的文學，從中學習語言與文字。
文學欣賞與語文能力
筆者比較傾向第一種看法，但又不排除第二種看法。如上周所論，中文的學習，是一個總體的系統認識，不能單字割裂，應該是文、詞、字交叉學習。無論如何，學生一開始接觸的文字，應該是優美的文字，因此不覺得語文與文學可以截然分開。但是有一點須要注意，就是古代的「教育」（其實是科舉）是少數精英的選拔，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適應不了的，遲早在競爭裏被淘汰；他們的存亡，已經不是「教育」的責任。
今天是普及性的教育，是「一個都不能少」的概念，如何讓大多數的學生能夠掌握語言作為生存的基本能力，至為重要；掌握了語言，文學欣賞甚至創作的天地就會無限寬廣。的確有不少學校由於前面識字的過程加快了，學生在三、四年級就能夠閱讀金庸小說，就是明證。
因此，公開考試對於範文的分寸影響重大，必須謹慎，尤其是近年考試部門參與「培訓」教師如何「答卷」，值得商榷。考試應該給予學校和教師最大的靈活空間，發展最有效的學習；學校和教師也須要努力，按照學校和學生的特點，學校為本，掌握語文與文學之間的相互關係。要是老是把教學綁在考試的戰車上，結果是扼殺了學生學習語文的廣闊空間。課程改革，原來就是要把學生從種種不必要的局限之中釋放出來。這條路不容易走了不小的一段，請珍惜。

公民聯署非唯一雙軌並行乃主流

信報財經新聞 | 2013-08-27
A14| 獨眼香江| 金針集

英國一代名相邱吉爾曾說， 「民主是最差的政治制度──那些已實踐過的除外。」（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但即使這樣，在「民主」之中的不同制度之間，都仍還有很大空間（且比國民教育撤與不撤間的很大空間還要大得多）。

雖然這一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很特別地認為，就2017 年政制方案的討論，還有很充分的時間去準備，因此仍未開始公開諮詢公眾，但坊間卻根本毋須等待政府的諮詢開始才去討論。況且，撇除時間的因素，大家亦實在沒必要按照官方所設定的框框去討論特區的政制。

由於香港的政制屬總統制而非議會制（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所受的議會監督制衡甚至比其他地方的總統更少），因此坊間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皆循總統制方向出發。學民思潮邀請政黨政團簽署的約章，亦是按此方向，並強調候選人與選民間的直接聯繫，候選人須取得10萬選民聯署，證明參選得到一定支持。

可是，候選人與選民的直接聯繫，並非檢驗候選人是否獲得社會一定水平支持的唯一標準。由此路進，學民邀請大家簽署的約章，亦非驗證個別政黨或政團是否堅持真民主的唯一標準。再說，學民約章所用的字眼是「最優先爭取目標」，令堅持「必須」把公民聯署包含在任何方案內的政團難以一下子認同。

翻查資料，職工盟早於2006 年提交當時策發會的意見書中，就已經提到公民聯署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之議（當時所用的字眼為「選民推薦」），同時亦提到議員或政黨提名。而工黨自2011 年成立以來，亦繼續堅持任何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都必須包括公民聯署，但並無排除與其他提名方式雙軌或多軌並行。

然而，學民約章經上星期六修改後的字眼，仍為「一、全民提名（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為最優先爭取目標」，當中包括「均等」一詞，星期日晚發出的聲明更指出「更根本的是，在簡單直接的全民提名方法下，提名權根本無需交予其他人代行」，明顯已排拒其他提名方式。

當然，目前提及「雙軌制」（甚或「多軌制」），或會惹人憂慮倘若最終公民聯署一軌被剔除，只剩下其他「軌」，將有泛民主派政黨政團「半價收貨」。但如果有政黨開宗明義地堅持「多軌」之中「一定」和「必須」包含公民聯署一軌，卻因約章的排他性而未能簽署，邏輯上已肯定絕不是否定公民聯署。

到目前為止，仍未就公民聯署表態的有民主黨和民協：前者稱要尊重真普選聯盟的程序，以市民的意見作為決定政制立場的依歸，故目前不會選定一種方案；後者的答案則是黨內仍未有時間開會商討。顯而易見，該兩黨拒絕簽署學民約章的原因，與工黨根本是兩碼子事。

公民黨本來亦曾對學民約章有保留，同樣倡議「雙軌制」，但最後卻簽署。黨魁梁家傑昨天出席D100 電台節目時解釋，當前面對的是一場民意爭奪戰，若要成功，就必須簡單易明， 「大家一聽就會擁抱的方案」，更訴諸街坊的意見。若果最終該黨票投「雙軌制」方案，或者學民思潮屆時將要向他們「問責」。

環顧全球，實行公民直接聯署提名候選人，而又實行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總統擁實權或部分實權的地方，都實行雙軌以至多軌並行的制度。例如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可由對最近一次總統或立委選舉得票5%以上的政黨提名，或由等同最近一次立委選舉1.5%或以上的選民連署。

至於今年年初改為直選總統的捷克，候選人可由5 萬名或以上公民、或10 名或以上參議員、或20 名或以上眾議員提名（參議院共81 席、眾議院200 席），可謂三軌並行，選民更可憑候選人取得提名的來源，判斷他或她與議會以及選民的聯繫如何，以至較重視哪一方。當地人口約1050 萬，較香港略多。

公民聯署亦有反面例子。以俄羅斯為例，在國家杜馬擁有議席的政黨可直接提名總統候選人，其他政黨或獨立候選人則須取得至少200萬人提名，當中同一州份的不得超過5萬，不少候選人無法達標，中央選委會更裁定在自行影印的提名表格上的選民簽署不獲接納，令提名機制變成限制候選人參選的工具。

民主肯定是人類歷史的實踐中，到目前為止最優良的政治制度。在此當中，包括公民聯署在內的，或者都是較好的選舉制度，但很多選舉制度都實行雙軌或多軌並行，以納不同制度之長，給予選民最大權利選擇。而同一時間，有心推行公民聯署者，更不得不察悉並嚴防俄羅斯那種滲入不合理關卡的手法。

選舉制度對管治文化、政黨發展，都有深遠影響，絕非一個只得百餘字的約章用簡單有餘、嚴謹不足的字眼三言兩語就足以說清。學民思潮一方面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光環，又因他們年輕而令大家不予深責，但另方面香港第一次真正地普選自身元首，卻是茲事體大，細節實在有必要小心釐清，慎思之、明辨之，以至篤行之。

信報財經新聞  2013-08-06
A16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減洞分期還地輕鬆快樂擊球


一、
環保分子數年前便籲請政府考慮改變粉嶺高爾夫球場的用途，可惜當局別有懷抱、置若罔聞，直至最近因發展新界東北，在此區內的球場不在其中，於屋地荒聲中可以「獨善其身」，大不合理，難怪受發展新界東北規劃影響的居民，聲言要「佔領球場」！筆者於七月九日發表<高爾夫場改變用途符合民情滿足需求>，此日之後，應否把此球場納入發展該區的「規劃方案」，引起滿城爭論！

必須「先此聲明」的是，筆者認同高爾夫（高而富）球不僅是有益身心的體育活動，且是資本主義精神的象徵，那不僅僅因為現代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斯是蘇格蘭皇家高爾夫球會的發起人之一（時三十一歲，任格拉斯哥大學倫理學教授），且因它的遊戲規則以至打球的方式，俱與資本主義結下不解緣。高爾夫可說與資本主義血脈相連。

可惜，香港高爾夫球會並無此識見，連「教育功能」亦「未有履行」（見八月三日曹啓樂在本報的<高球會擔當的教育角色>！

有讀者（和論者）指筆者主張把粉嶺球場納入「規劃方案」，是「仇富」是「民粹」，真是「言重了」；筆者從來便認同高爾夫與資本主義有不可分割關係的說法，在距今整整三十六年前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便在這裏發表題為<高爾夫球與資本主義>的「短評」（收天地圖書《閒在心上》），翻閱舊作，立論尚未過時，下面是該文隻字不改的摘要：「高爾夫球的參與者所需要的自信、獨立、公正及互信，和資本家的營生本質完全一致；高爾夫球賽不容許對錯誤作出修正，參與者必須對客觀形勢作出縝密的考慮和憑主觀條件作最正確的估計，然後擊出無可反悔的一擊。這和生意人決定一項投資或經營策略的過程有何不同？

「 導致高爾夫球勝敗的因素完全是個人的，對手的強弱對你『演出』的優劣無關——為了擊敗對手，你必須全力以赴，沒有人能予你以幫助，亦沒有人能拉你的後腿。打網球和乒乓球的個人色彩雖也濃厚，但對手的演出好壞直接影響你的成績；至於足球和籃球，更完全是集體遊戲，個人因素佔一定比重，卻起不了決定性作用。

「另一項高爾夫球與其他運動不同之處是它用不着公證人裁判勝負，亦用不着記分員記錄成績；參與者有否欺騙或取巧，完全靠本身是否公正的性格來決定。高爾夫球賽雖然經常舉行，但更多時候，打高爾夫球者的目的不在勝過對手，而在盡一切努力看看自己的成績︱高爾夫球活動可單獨進行，亦可多人同時參與，惟參與者都是『自由發展』，不受他人的影響。上述這些和資本家做生意的基本取態相同。」香港要保持資本主義特質，高爾夫球便應繼續發展（舞照跳馬照跑之外應加球照打），有關球會要主動「出擊」，招募更多會員及定下門檻較低的辦法，以鼓勵大眾加入這項「導人走資」的運動。換句話說，筆者無意修改上引拙文的觀點；然而，由於客觀環境大變（自從粉嶺球會成立至今百餘年，香港人口增幅以百倍計！），對此一佔地與荃灣不相伯仲球場的「出路」，便得重新評估。據經濟學者關焯照七月十一日在《蘋果日報》的大作所引數據，本港「主要高爾夫球場（一共佔地）六百八十八公頃，佔全港住宅面積百分之十七」。而其中以粉嶺球場佔地一百七十公頃為最。非常明顯，向高爾夫球瑒「取地」，是紓解最令香港官民困擾的屋荒比較便捷有效的辦法；而粉嶺球場毗鄰發展新界東北的範疇，把之納入「規劃方案」，固可提供更多「屋地」，且可減輕收地對原住民及非原住民的影響，藉以令民憤民怨降溫，政府何樂不為？

二、
不少論者，還有若干政客，都站出來反對改變粉嶺球場用途，他們的理由十分牽強（有的可說非常無知），姑勿論其有否「利益或角色衝突」，諸如高爾夫球場可以吸引外商以至一邊打球一邊談生意之類的陳腐「道理」，大概他們自己亦不相信。眾所周知，外商來港不等於便能夠進場打球（公眾場地如馬會滘西洲球場不在此例），而球場談生意（及其他必須保密的話題【緬甸球場全國星羅棋布，是官商勾結「互通有無」的唯一場地】），在資訊如此發達的現在，早已淪為無足輕重的角色，即極少人會這樣做。至於有人「雄辯滔滔」地指出何不把維多利亞公園、馬會和其他佔地頗廣的會所用來「起屋」，則是牛頭不搭馬嘴（較以橙比蘋果更離譜），別說公園是閒人免費可進的「公共財」，它還是港島唯一的「市肺」（維多利亞之名遲早會改，惟其綠蔭草地球場千萬不可廢）；馬會則行相當中產化的會員制會員人數以萬計，且逢賽事都向非會員開放；加以「跑（賭）馬」是不少港人的傳統「娛樂」，僅此一端，馬會便「證明」它的存在價值（且別說從未聽過高爾夫球會這樣做的慈善性捐款）。至於在市區佔地相當大的私人會所如中華遊樂會，它確有遷徙的可能，如果當局把其所處大坑地段列入市區重建發展藍圖之中，「可能」便變為「必要」，但目前並無此計劃。七月十五日鍾志強在本報刊出的<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助富享樂>（本文資料非常詳盡，對此問題有興趣者不可不讀），更指出粉嶺、深水灣及清水灣高爾夫球場共佔去該「契約」中百分之六十三土地，其餘七十幅透過「契約」批出的土地共約一百八十公頃（「遊樂場」平均土地面積一至三公頃），僅比粉嶺球場多出不足十公頃！

「取地」不向粉嶺球場動手，只會製造更多社會矛盾和不和諧。

港人皆知，高爾夫球會會員非富則專業，不少且是社會精英，由於只有會員二千四百多人，他們竟合法長期地佔用和荃灣一樣大小的土地，遂令球會蒙上一層唯我獨尊的「高貴」色彩；以公義社會的公平原則度之，這些會員理應承擔較高的稅負，但香港非行累進稅制，他們的稅負因此與普通受薪階級無異，即他們雖有「資格」享受數百萬市民「不能擅進」的運動場地，卻不必支付任何「額外」費用，等於大吃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和獲得種種社會福利的低入息階層一樣，這批高人一等高入息人上人亦「大快朵頤」。前者的「免費午餐」由納稅人「埋單」，後者的則由政府直接資助和物業買家「付賬」！試想，如果高爾夫球場變成「屋地」，不但政費因大量官地收入滾滾來而更豐盈（稅率未必可再降，但雜費必可酌情減少），且樓宇供應大增，價格自然不會高得世界知名（港人置業能力相應萎縮）。高爾夫球會會員的享樂建築在納稅人和置業者身上，路人皆見。

三、
七月二十二日《主場新聞》有<高爾夫球場的成本和效益>一文，指出高爾夫球場「養草」不僅成交昂貴且嚴重污染。前者會員自理，與大眾無關，不去說它；然而後者危害公眾健康，政府便應設法規範。該文指出以美國的標準，每公頃草地使用的農藥為非有機農場的四至五倍，而化學農藥和肥料滲入泥土、污染地下水源，危害包括人類在內動物的健康；不但如此，「養草」的耗水量相當驚人，每個高爾夫球場（十八洞？）每天耗水三十一萬二千加侖（二天耗水足以注滿一個奧運標準游泳池），本港有多個高爾夫球場，令東江水進口量上升，彰彰明甚；還有，《主場新聞》這篇由專家撰寫的特稿指陳：「在亞熱帶地方建高爾夫球場，（要）先把樹木砍掉，再將其他天然植物鏟除，然後才能種植非本土的草。」於草皮上噴灑農藥的惡果是：「你不會在高爾夫球場看見青苔、蜻蜓、蝴蝶、蝸牛或雀鳥。」為了複製蘇格蘭地貌，球場所在地的自然生態被摧毀！

不說近今環保意識高漲，事實上，化肥農藥亦的確有害健康，在這種情形下，高爾夫球場宜闢於人煙少的荒山野地，百餘年前粉嶺球場的環境便是如此，但今非昔比，假如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落實，即使社會大眾及政府不發一聲，有良知的球會會員亦應提議球場遷址！這是避免球場的污染物危害新區居民的唯一辦法。

本報紀曉風七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獨眼香江」發表<陳茂波假大空規劃高球場逾二百八十古墳古樹移不得>，指出粉嶺球場內有「移不得」的古墳二百八十餘及鄰近的粉錦公路有四棵白千層古樹；又說球場地質鬆軟、近米埔自然保護區以至欠缺交通配套，因此不宜發展物業??。上述種種，確是問題，惟事涉風水茲事體大的古墳，權威鄉事人士侯志強不以為「移不得」，他說：「如果政府賠足錢，祖墳都可以搬，不過要慢慢傾（討價還價）」；對筆者來說，等於問題已解決。至於土質、交通及影響自然保護區，當然得妥善處理；然而，這類事務，有為政府均優為之，對視「迎難而上」為必要挑戰的梁振英政府，自是小菜一碟。誠然，這等事不能一蹴而就，但「慢慢傾」便不難成事。

為今之計，筆者希望高爾夫球會能審度形勢，作出理性決定，按部就班把球場北移（先減粉嶺十八、三十六最後全部五十四洞），據李鉞在本報<沙田馬會與粉嶺高球場>一文的資料，與香港一線之隔的深圳總共有四十二個高球場，香港高球會既可和它們合作，更可覓地（在不會污染居民的地方）自起爐灶。當然，這得用一點錢，但這又豈能難倒富貴球會會員（吃慣「免費午餐」如今要自掏腰包自然有點心痛）。李鉞的看法很王道，以現時香港求地若渴的情況，「放棄九個洞去建新市鎮的靈魂、去營造社會和諧，算得什麼？」王永平在本報網絡一篇文章說得更好，即使「政府什麼不做亦不等於高球會會員可以在未來幾年內安心地在球場上揮桿擊球??」。與其帶歉疚之心擊球，何如在外界壓力未升溫之際，由高球會中有識有正義感的會員，從內部發起一場「減洞分期還地」的運動！
林行止

李偉才：反建制的滙流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07 | 副刊專欄 | 見觸城市 | By 李偉才 | 2013-03-18

筆者一年多前成立了「繁榮反思小組」，並以此名義參加了2012年的「七一」大遊行。不久，我們收到了一個稱為「左翼21」的組織邀請，先是出席一個名叫「稅制公義，關你乜事」的研討會，然後是一個有關2013年財政預算案的論壇。後者的主辦單位雖然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的社會科學系，但四位講者中有兩位是「左翼21」的成員（其餘兩名則是筆者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

在香港，打正「左翼」的旗號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所以我對「左翼21」這個團體的存在既感到詫異，亦感到一份由衷的敬意。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這在香港是一件十分令人迷惘的事情。表面上，中國大陸奉行的是共產主義，那當然是左。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奉行資本主義，那當然是右。那不是十分清楚嗎？

但很多人亦知道，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大陸是「極左」，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是「大右轉」（毛生前便直斥鄧為「走資派」）。三分一個世紀過去，有識之士都指出，大陸現時奉行的是較香港還要徹底的資本主義。它跟香港的主要分別已不在於經濟制度，而只是在於政治上的一黨專政。香港的「左派」跟馬克思、列寧等思想已毫無關係，而只是中共政權（這個「共」只是徒有其名）的附庸吧了。

那麼鼓吹「左傾」是不是要回到毛澤東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呢？近年來，大陸確有環繞着「左與右」的「大辯論」，而薄熙來的「唱紅歌」便是「左傾」的表表者。薄熙來雖然下了台，但這鼓「左風」仍在。究其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已大量浮現，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令人民忍無可忍。一部分鼓吹左傾的人固有其個人的目的，但大部分人的目的是重建社會公義。而當權者高調地說「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留意永遠只是局限於經濟層面而不包括政治層面），已經變成了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黨內外的「紅色資本家」）的一種說辭罷了。

自「六四」以來，香港的政黨便分為建制派與反建制派兩大陣營，後者又往往被稱為「泛民」。筆者從來都是「泛民」的支持者，但最令我痛心的是，「泛民」永遠只是看到中共（港共）專制的醜惡，卻看不到西方殖民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和美國霸權的巨大禍害。「〇八金融海嘯」的一個好處是引發人們對此的反思。「反對中共專制」與「反對資本主義」這兩種在過往好像不相容的事情，已經悄悄地成為了年輕一輩的新共識。「左翼21」這類團體相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李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