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建造與營運」模式不合啟德體育城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4  A23 | 時事評論 | 建築思話 | By 胡慧嫦

「設計與建造」合約的弊端，早為業界詬病。前立法會議員劉秀成年前也曾忠告政府，這種合約絕不適合香港電台擬建的新大樓；項目最近在立法會工務小組慘遇滑鐵盧，可見劉秀成所言非虛。近日政府又向立法會建議啟德體育園區採用「設計、建造與營運」合約，也受到部分議員反對。筆者嘗試詳細分析這種合約的深層次問題，懇請政府三思。

建築工程有多種常用的合約模式，主要目的是把設計、建造和營運工作交到「最合適」的人手中，可把風險合理地分配。至於誰是最合適的人，便要看個別項目的性質。

傳統上，業主找專業人士（如建築師和工程師）按自己要求設計，然後找工料測量師估價，業主滿意設計和估價後才招標，中標的承建商隨後會按照設計圖施工，完工後交由業主自行或聘請管理公司管理。每樣工作均由最具能力的人牽頭，承建商也毋須承擔設計失誤或投資的風險。然而， 「設計、建造與營運」合約卻把三樣工作均交由中標商負責，風險也全由他們承擔。

採用「設計、建造與營運」合約模式的項目市民絕不陌生，香港三條海底隧道便是現成例子，好處是政府毋須投入資金，便可為市民提供必需的設施。以紅磡海底隧道為例，中標財團承擔全部設計和建造費用，營運三十年後把隧道交回政府前，財團的投資取得可觀的回報，是雙贏的結果。不過，不是每個項目都是這麼走運的，西區海底隧道通車後，收入和汽車流量大失預算，財團因而定出與香港物價水平脫節的高昂收費，以彌補投資損失，卻弄致車輛湧往其他兩條海底隧道；未達分流作用之餘，更要全港市民承受惡果。

可見中標財團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營運者，日後所作的「商業」決定，也不一定須為本港整體利益作出任何考量；如果自身利益跟社會整體利益出現矛盾，項目便難以達到原先的使命。

啟德體育園區的主要功能是舉辦國際水平的體育盛事，其次才是本地賽事或普及體育活動，但前者這類「盛事」賽事不多，後者都是很可能虧本的項目，為了增加收入，營運商可能只專注於推廣可以生財的項目，例如演唱會、綜合晚會等，變成本末倒置；若園區出現大量食肆、酒廊、芬蘭浴室等，更會破壞香港的形象。

政府也曾於2003 年嘗試以「設計、建造與營運」模式尋找財團發展西九龍文化區，最終因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而擱置。當時許多市民擔心由地產商牽頭的財團，會把西九變成以地產項目為主、文化設施為配角的發展。

市民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入圍財團均建議於區內興建大量商住樓宇，以補貼文化設施的費用。畢竟財團的核心業務是地產發展，設計和營運文化設施並非專長，要他們夥拍藝術專家監督顧問公司的設計和營運他們陌生的設施，是非常吃力的工作，最終的成效甚成疑問。

啟德體育園區須滿足大型國際賽事的功能要求之餘，還須在推動本土精英和普及體育發展方面擔當要角，這實在須要小心思量。這都應由政府牽頭，在整個規劃和設計階段與體育界、政府部門、立法會、區議會等持份者緊密商討，也須不時對項目的功能要求、規模和設計標準作出檢討和修正，這不是營運商單從商業角度可以顧及的。

此外，項目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例如園區位於啟德規劃區中央，如何確保交通網絡可以應付賽事舉行時的巨大人流，而又不會令附近交通癱瘓，是十分艱巨的工作；若營運商表現不濟，苦果是要全港市民承擔的，因此絕對不宜把設計工作委託給營運商。

啟德體育園區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設施，做得不好便影響香港的聲譽，市民對項目的設計和營運水平期望甚高。「設計與建造」合約只適合功能簡單和設計要求不高的項目，絕不適合啟德體育園區。為了提高中標機會， 「設計與建造」合約的投標者必會盡力降低造價，因此不大可能提交創新的設計。若中標後發覺建築費超出原先估計，更可能將貨就價，要求建築師和工程師在設計和用料上「動腦筋」。

這也是當年市民反對西九採用「設計、建造和營運」模式的其中一個原因。政府其後成立西九管理局，採用傳統模式興建文化設施，更為主要設施，例如劇曲中心和博物館Ｍ＋舉辦公開設計比賽，務求設計創新實用。相信大部分市民也認同獲選作品都是十分出色的設計。

其實， 「設計、建造和營運」合約的好處，是若應用於營運收益遠高於建造成本的項目，政府便毋須注資，因此廣為資金緊絀的政府採用，例如發展中國家，但啟德體育園區的營運收益不足以抵消建造成本，因此港府必須為項目注資，而且香港坐擁大量儲備，實在毋須採用這種問題多多的方式。筆者建議政府應仿效西九管理局，舉辨公開設計比賽，確保設計水平符合市民期望。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本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學會立場。

胡慧嫦

徐家健：漠視中產之謎從一幅截圖說起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0 B10 | 專家視角 | 經濟3.0 | By 徐家健

原來大家都搞錯了，繼「商人治港」和「公務員治港」後， 上周發表的《施政報告》證實了今年其實是「社工治港」。

社工治港的效果是，這邊廂，多年為基層市民爭取社會福利的社工何喜華先生，給報告打分80；那邊廂，卻有月入3 萬元的中產家庭向特首投訴： 「你係咁派錢畀基層……我哋完全受惠唔到，我哋要交稅……你哋完全着墨扶貧，其實我都好貧㗎！」

「經濟3.0」響應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以「扶貧」為本周的重中之重。針對性扶貧的100%隱性稅，連我自己也嫌說得太多了，打頭陣換個宏觀角度說起。「報告令中產非常失望」之說，多少有點令人聯想到黃子華的「魚蛋論」：大家少兩粒，咁就公平呀！但原來比棟篤笑更有意思的是，左派知識分子用來支持「魚蛋論」觀點的一幅政策圖解【註】。

魚蛋論有圖有真相？

對於政府重點扶貧漠視中產的批評，近日一些左派知識分子以截圖（俗稱cap 圖）作還擊。今次左派知識分子的還擊有水平，截圖來自2011 年人口普查中一份住戶收入分布的報告，雖然這幅截圖嚴格來說是錯的，但非常有啟發性。經濟思想左傾的朋友今次引用數據以事論事，抵讚！

報告的第四章提到社會福利對住戶收入影響，我這裏複製了表4.4 「按10 等分組劃分的平均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兩組2011 年的統計數字【表】，數字首先按收入高低把香港家庭平均分為10 組，從收入最低的第一組順序到最高的第十組，第一欄是每組平均除稅及福利（包括教育、房屋、醫療等）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即實際收入），第二欄顯示的是第一欄的實際收入佔平均原本住戶收入的百分比。如這個百分比高於100%，代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收入高於原本收入。換句話說，根據政府數字財富再分配的明顯輸家，只有一成收入最高的家庭。

月入3 萬元的中產家庭屬於哪個收入組別呢？我們把第一欄數字除以第二欄的百分比，便可把市場收入還原；第三欄顯示，大喊「我都好貧」的家庭應該屬於第七個組別。再從第一欄的實際收入減去第三欄的原本收入，我們便會發現這第七個組別的家庭每月透過政府財富再分配收入增加了超過2500 元， 「着數」程度其實與最低收入的第一組相差不大。至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要幫助的月入14400元以下低收入4 人家庭，不少卻其實一直是第四組裏財富再分配的大贏家，每月平均享受過4000元稅及福利的淨轉移。

若果相信這些數據，中產其實一直有魚蛋食，但向特首投訴的中產， 「眼紅」基層有魚蛋又有甜醬亦有其道理。

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

芝大的戴維德半個世紀前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Income Distribution）：政府的財富再分配並非只着墨扶貧，反而是向中產傾斜。半個世紀的實證研究，這個向中產傾斜的定律仍頗具爭議，但最少沒有證據證明政府必然漠視中產，更沒有證據指出財富再分配只顧基層。香港的數據顯示，家庭收入介乎1萬至2萬元的人受惠最多。

不過，這幅截圖的差池，其一是不明「稅負歸宿」（tax incidence）為何物，其二是不理政府主要收入從何而來，其三是不認估算福利分配有何難，但最大的失誤還是不管「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作何解。

首先，數據把入息稅的貢獻全歸打工仔，但除非打工仔的勞動力供應彈性是零（即無論工資多少打工仔都同樣努力），或僱主對員工的需求彈性是無限大（即工資一升老闆便馬上炒人魷魚），部分入息稅其實是由僱主負擔的。試想入息稅狂升，老闆可能要加人工才能留住員工；但假如工人技術愈低愈易被機械取代，聘用低技術工人的僱主的入息稅負擔便愈少；加上高技術工人容易出國另謀高就，高收入人士的入息稅負擔比例可能比低收入人士的低。

笫二，數據沒有包括印花稅、賣地收入或利得稅，因此數據合計顯示總稅收及福利的淨轉移是正數，好像政府懂得變錢一樣；實情是，這些加起來超過政府財政來源一半的收入，不一定是貧富平均分擔的。如果這些稅收多由高收入人士負擔，效果便會與入息稅的稅負歸宿相反。

至於估算福利分配之難和收入定義之重，明天待續。

論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之一註https://www.facebook.com/policyfigurehk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徐家健

徐家健：是扶貧還是扶社福界？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1


B10 | 專家視角 | 經濟3.0 | By 徐家健

是扶貧還是扶社福界？

《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除了一年30 億元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還有從關愛基金推行的24 個援助項目中，選出7 個納入政府恒常資助，加上林林總總綜援津貼，當然還少不了之前曾介紹那名堂有29 個字、引綜援戶「打假工」的獎勵計劃。大堆頭扶貧不但惹來中產聽眾向特首訴苦，連律師議員亦批評： 「我哋唔需要一個特首只係喺扶貧政策加加減減，如果係咁嘅話，馮檢基議員做特首更加啱。」

作為中產的你，應該反對的究竟是扶貧？還是「社工治港」下架床疊屋的針對性扶貧措施？

再論戴維德之中產傾斜定律

昨文介紹芝大戴維德半個世紀前提出過的一個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Income Distribution），指出政府財富再分配是向中產傾斜。根據統計處2011 年公布的一份住戶收入分布報告，政府財富再分配的大贏家並非最低收入的基層，而是月入介乎1萬至2萬元的家庭【表，第一二欄】；雖然30 億元「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對象不少就是這批「既得利益者」，但月入3 萬元的中產納稅者不可不知，他們一直享受着的社會福利，何嘗不是靠像財爺那些最高收入中產人士補貼？大喊「我都好貧」的中產當然會問：我哪有享受過什麼社會福利？

想引用福利數據了解實際收入分布，除了要應付各項稅收的稅負歸宿問題，還要認識估算福利分配的難處；認識到估算福利分配的難處，卻可幫助解答中產的疑惑。我從同一份統計報告找來教育、醫療和房屋福利的估算，附表第三欄顯示3 項福利中金額最大的教育福利，符合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月入1.4萬元的家庭是教育福利的最大得益者，平均每月享受2500元教育福利；至於金額較少的醫療福利和房屋福利，第四和第五欄的數字卻似乎否定了中產傾斜定律。

教育福利的例子重要，也不難理解。當年芝大史德拉（George Stigler）解釋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時，首個例子便是教育福利。美國的中產往往亦是教育福利的大贏家，原因是基層上大學的比例少，而最富有的家庭則會送他們的子女到名牌私立大中小學。香港的教育環境如何，要養育一對兒子的那個月入3 萬元中產家庭應該心知肚明。而醫療福利雖然表面是收入愈低的家庭受惠愈多，但中產一般比基層市民長壽，因此，中產比基層有較長時間享受醫療福利。最後是房屋福利，一來金額相對較少，二來月入2 萬元以下的家庭受助金額根本差不多。

其實只要參透經濟學家費沙（IrvingFisher）的名句「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中產是毋須以「魚蛋論」邏輯（大家少兩粒，咁就公平呀）眼紅基層的社會福利。收入不是靜態的，基層和中產一般都不是富二代，今天中產的你「着數」可能少一點，但要知道人有三衰六旺，更不要忘記來自基層家庭的你，可能曾經「着數」過。我認為，中產不應該反對適度扶貧。

架床疊屋扶貧措施傾斜社福界

中產扶貧應先由自己做起，如果扶貧要假手於政府，其必要條件是透過政府財富再分配扶貧交易成本較低，但架床疊屋的扶貧措施除了有高隱性稅鼓勵失業，其中亦牽涉不菲的行政費用。

以稅制作例，簡單稅制一向是香港競爭力高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美國21 世紀的首10 年，更改稅收法規超過4000 條，稅收法規的字數亦由140 萬字，增加至380 萬字。據供應學派之父拉發（ArthurLaffer）估計，複雜無比的稅制後果是有三成稅收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複雜的稅制不但需要稅務局花大量人力處理，亦肥了稅務會計行業。同樣道理，架床疊屋的針對性扶貧措施，除了需要大量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或效率促進組？）人手負責，亦肥了社工行業。

有效率的扶貧是有心有力的人捐出1元，然後把這1 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過程中毋須其他熱衷扶貧人士「過水濕腳」。我懇請各路中產朋友支持改革現有綜援制度，和取消那些架床疊屋的扶貧項目，簡單劃一地減低100%隱性稅，才不會弄致扶貧變成扶社福界的浪費局面。

論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之二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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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健

移民新港有遠景中產供樓要幫忙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1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移民新港有遠景中產供樓要幫忙

一、行政長官梁振英於一月十五日宣讀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內容遠比第一份扎實，從雜亂無章、誇誇其談的「成熟一項推一項」，到這一次着力鋪陳相當具體的福利政策，是一大進步！遵循傳統理財哲學，曾蔭權政府極度審慎於公家用度（政費開支），傾向在盈餘溢滿後，以分潤的態度，向當局認為有需要的公眾「派糖」、「派錢」，雖屬「散餐式」的小恩小惠，卻沒有經常性公共開支尾大不掉的顧慮；那種囿於「量入為出」的「責任感」，窒礙了需要大量財力推動的長遠政策，久而久之，政府便予人有「少做工夫，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看守心態。

梁振英這次大刀闊斧，啟動「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預期開銷，令人動容，人們不是沒有長貧難顧、後勁難繼甚至是計劃中途棄戈曳甲的憂慮；然而，針對社會訴求的長遠打算，畢竟是很久沒有看到的事，所以此議一經提出，於嘩然反應之中，充滿振奮氣息；梁班子究竟能否貫徹始終、以底於成，那是後話，但這種有創意、貼民情的大膽創議，令政府的「頹勢」止跌，已是不爭的事實。

《施政報告》以改善低下階層人民生活為要旨，惟對象並不是鰥寡孤獨老弱傷殘即傳統所謂的弱勢社群，亦不是拋出福利安全網，而是加意扶持以家庭為單位的「窮人」。大多數人認為，最能受惠於這項措施的，是近年與日俱增的新移民家庭；而向來不受重視的少數族裔，這回亦備受關顧，連他們的中文教育問題亦有顧及，是切切實實的關懷。

報告標榜「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商人富戶與中產，並不需要資助，卻需要良好的政策支援，才有展其所長進而穩中求進的機會；然而，《施政報告》的內容，對工商界不假辭色，那份全不買賬的冷漠，與過去的行政長官相比，態度可謂急轉彎。這種取態，究竟是梁振英的「個人作風」還是得到北京默許（示意？）的大方向，那是須加慎重因應的改變；如果那是北京促成，香港便很難維持其為富豪優悠生活的「迦南美地」（《聖經》常提及「流着奶與蜜的地方」）特色。

二、香港不僅稅基狹窄，足以成為經濟支柱的行業亦不多，以梁振英辣手對付房地產在前，為長期福利計劃大撒金錢於後，收支一縮一長，若不開新稅、加稅率，財政怎能平衡？問題是從哪裏「開刀」，筆者的看法是，政府不應向升斗小民亦受其害的間接稅動腦筋，要富裕階級在稅務上作出多點貢獻，既合世界潮流，亦是有效途徑。

香港從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典型資本主義，轉向講求比較公平的社會形態，是配合內地政治意識的大勢所趨，不必諱言，這樣做意味「有錢人佔盡優勢」的日子日漸褪色，但在這個稅項少稅率低且稅制明顯向富裕階層傾斜（沒有資本溢利稅沒有遺產稅以至紅酒進口稅！）的前殖民地，承擔多一點點稅負，是富裕階級應該承受之「痛」！財政司司長若有這種考慮，便不會有擔心破壞了「量入為出」理財哲學的憂思。

《基本法》對香港公共財政有三項規定。一是第一○六條的允許特區政府財政獨立；二是第一○七條的審慎理財、量入為出；三是第一○八條的低稅政策。梁振英政府的「適度有為」，在福利工作方面的擘劃，不但顯出魄力，同時逸出「量入為出」的規範，福利支出因關愛基金恒常化與引入「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估量達二百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估計為一百億……。難道那是經過「量入為出」的考慮？

儲備用盡，香港的平衡預算和低稅率少稅項的稅制便難持續，那是不難預測的趨勢。靠攏京意的「輿論」對梁班子沒有半句「車毀人亡」的責難，不足為奇，連「可能觸犯《基本法》」的「溫馨」提示亦付闕如，怎能不令人奇怪？北京的口頭禪「支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這回對其「擦邊球」甚或「越位」的用度全無煩言，網開一面的含義是什麼？

三、中產階級向被視為社會中堅，在經濟生活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典型，於工作層面為上層社會與勞工階層以外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和各行各業的管理人。中產壯大是社會好景的表徵。香港自二十世紀中期輕工業勃興，經濟拾級而上，不少人的家境從清寒到小康到薄有資財，那確是中產階級不斷擴大的歲月，自食其力是這一階層人士引以為傲的作風，公平競爭是力爭上游的「安全網」。

回歸問題出現後，最擔憂「香港精神」淪亡、害怕自由法治與廉潔政風不復從前的，當以這班中年開外的中產人士為最；他們的第二代，歷盡二三十年間先後湧現的移民潮、金融風暴、地產危機、科網爆破和面對貧富兩極的大趨勢；再加上人工智能普及令傳統工種大量萎縮甚至蒸發，承受階級流動的上下擠壓，他們的就業機會與薪酬待遇，比先輩已大有不如。事實顯示，中產出身、受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因出路不廣而有窒息之感。

改朝換代，中產老香港的價值觀可能會被視為麻煩之源，扶助新移民，栽培他們從基層走向中層，成為中國轄下新香港的中堅分子，那與《施政報告》第一段提及的「重視長遠規劃，摒棄短期思維」相吻合。筆者認為，福利政策對新移民的傾向性並無不妥，但是「讓年輕人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的話，新一代的老香港是否不應被忽略？

特區政府去年訂定貧窮線，政府按數據所示，認為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尤其是兒童或在學青年負擔的，該優先獲得照顧，「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一經提出，政府財政雖有超負荷開支的憂慮，但市民反應大體不錯。不過，筆者以為，有公屋福利的，不該同時享有這種補貼；反而夫婦工作有兒有女且住私人樓宇或供房貸的家庭，政府不給予「在職家庭津貼」，亦該大額寬減他們的稅務負擔。

評《施政報告》．之一

林行止

房委會賤賣資產歷史重演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17  A24 | 時事評論 | 大班人語 | By 鄭經翰 房委會賤賣資產歷史重演

最近， 坐擁資金近700億元的房委會公開「喊窮」，叫嚷未來五年興建和維修公屋的費用龐大，可能入不敷支，可能再如2003年一樣出現赤字。

作為當年一士諤諤，大力反對房委會賤賣公共資產，讓領匯以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形式上市的倡議者，我感到莫名憤怒，因為事實已經充分證明，當年房委會只以200多億元出售的資產，如今市值已高逾810 多億元，500 億份屬公眾的資產，在目光短淺的官僚、利慾熏心的傳媒輿論，以及無恥的立法會議員政客的合謀下，明目張膽利益輸送，全都轉到資本家的口袋裏。

把金鵝賣出的房委會，今時今日竟然夠膽再次「喊窮」，當中充當委員的政客和官僚的不思進取和厚顏無恥，豈能不令人憤慨？

扼殺商戶記憶猶新

自上市以來，領匯一直透過翻新舊商場來提高租金收入，結果首先受到戕害的，就是無法支付高昂租金的小商戶，以及其他必要的社會設施和服務，例如醫療診所和社區服務，而引入的大型連鎖店企業則千篇一律，不單令原來各具特色的公屋商場單一化，更形成壟斷，既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最終亦增加公共房屋住戶的生活開支。

不過，任何企業發展皆有盡頭，作為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亦不例外。況且，因為領匯上市後公共房屋居民民生嚴重受損，怨聲載道，原本有優先權購入房委會屬下仍未出售的商場和設施的領匯，基於政治考慮，亦不可能輕易繼續從房委會購入資產。房委會近年為了開源，竟然效法領匯的做法，以所謂「活化」商場為藉口，大搞私營化，結果其實與領匯一樣，就是租金大增，趕走小商戶，為壟斷企業進佔公共屋邨商場開路。

為了增加利潤，現時領匯亦想方設法，打算把購入的舊商場重建，並且謀求與房委會合作，把房委會的舊屋邨與領匯的舊商場、停車場和冬菇亭等商業組合合併規劃重建。為此，領匯已先把旗下項目及發展部與資產管理部合併為項目及資產發展部，目的旨在提升領匯物業蘊藏的發展潛力。

可是，根據現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的規定，REITS 不能參與物業發展，領匯要重建商場，亦不能超越當年向房委會購入的零售樓面，除非得到監管機構大開綠燈，放寬重建限制，否認領匯根本沒有重建空間，只能與房委會合作。

不過，有迹象顯示，當年的「賤賣公產」又有機會歷史重演。據悉，領匯去年初已與監管機構證監會商討，謀求放寬房地產信託基金上市條例，為領匯重建屋邨商場作好準備。去年11月，金管局發表報告，建議放寬對房地產信託投資的規管，為領匯準備參與物業發展鋪路。

事實上，領匯已就有關重建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主要從旗下一百八十個零售及停車場設施中，物色可與房委會舊屋邨一併規劃及重建的潛力項目，並且看中落成三十八年的沙田瀝源邨和落成三十三年的大埔太元邨商業組合，因為兩個屋邨符合樓齡高、發展面積規模大的基本條件。

雖然運輸及房屋局未有回應是否已經收到領匯提出重建建議，但卻證實正考慮已拆售屋邨重建潛力所涉及的地契和業權問題，同步就個別屋邨的特性及其周邊可發展的範圍進行初步研究，更已與政策局和其他政府部門初步探討，又表示完成後便能擬定個別屋邨的發展潛力和重建、增建的可能性，以及執行時間表，且會就有關計劃進行社會諮詢。很明顯，房委會與領匯已有一定默契，一俟時機成熟，會公開表態。

炮製輿論蒙混過關

由「梁粉」把持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已經率先表態支持，成員之一又是過去支持領匯上市的民主黨黨員李華明表示，房署與其興建「插針公屋」，不如與房委會舊屋邨合併規劃重建；又認為房署若特意避過領匯的商場業權，實未能充分發揮地區的規劃潛力，雙方應該合作合併規劃，只要政府按既定程序收足補地價，便不怕明益領匯的指摘。

另一「梁粉」、長策會成員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亦表示，若有方案為舊區重建帶來更多住宅單位，提供更好居住環境，與領匯合併重建，值得考慮。

董建華2002 年在地產霸權的壓力下，放棄長遠房屋策略，停建停售居屋，容許房委會賤賣資產，讓領匯上市，爭議至今未除，民憤未平。如今唯利是圖的領匯又企圖槓上開花，謀求監管機構放寬限制，容許進軍發展物業，重建舊商場圖利，公眾根本不能接受，政府豈能再次支持。如果房委會利慾熏心，打着重建舊屋邨的旗號，明目張膽向領匯輸送利益，利用建制和政黨炮製輿論，企圖蒙混過關，實在豈有此理。

房委會旗下尚未出售的物業，是公共資產，既為服務公共屋邨居民，更是全港市民的資產，絕不容許房委會私相授受，向私營機構、壟斷公共屋邨資產的領匯輸送利益。

歷史殷鑑不遠，領匯上市對廣大公共屋邨居民的戕害記憶猶新，不能再容許「領匯事件」重演，全港市民一定要打醒精神，堅決反對到底。

鄭經翰

拆解澳洲「未來基金」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07 A08 | 中環縱橫 | 新聞點評 | By 高天佑

財爺曾俊華下月將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大家除關心政府會否派錢（或糖），另一焦點是港府事先放風倡議設立的「未來基金」。該概念來自澳洲政府於2006 年設立的Future Fund，這亦是目前全球最為人知的同類型基金。因此，我們若要估計香港「未來基金」的模樣，不妨首先拆解澳洲的「原裝正版」是什麼一回事。

卸增加福利壓力

澳洲創設Future Fund 的初衷，跟曾俊華上周在網誌所說的如出一轍，皆因澳洲亦同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但除了官方講法，更重要的是，澳洲當時亦遇到本港目前的難題， 「福利派」及「守財派」正在激烈鬥爭。

澳洲經濟自90 年代下旬持續強勁，由1995 年至2000 年的年均GDP 增速近3%；同時，政府庫房水浸，每年的財政盈餘數額接近GDP 的2%。在一片歌舞昇平聲中，在野工黨強烈要求政府增加福利。執政自由黨遂以Future 為名，每年把盈餘的一大部分「扣起來」，以減輕在野黨要求增加福利的壓力。

說到底，Future Fund 的名稱雖然前衞，但跟一般的主權基金其實99%類同，只有一點分別，就是設定了期限，要在2020 年後才可動用，因為澳洲政府估計屆時人口老化將十分嚴重，包括醫療等公共開支料大增。

Future Fund 的初始資本為180 億澳元（折合約1250 億港元），相當於2006 年底聯邦政府現金結餘的1.2 倍，金額可謂不小；但當中只有小部分是現金，大部分資產為政府轉讓的Telstra電訊公司股權。

該基金並無規定每年的注資額，很視乎該屆政府的「心情」。所以2008年和2009年聯邦政府雖然面對赤字，卻仍大手注入了合共410 億澳元的資產，因為基金在創設時訂下目標，要在2020年擁有1400億澳元（折合約9700億港元）資產。

正如其他主權基金，Future Fund 的投資組合非常分散，涵蓋澳洲及海外股票、私募、地產、基建、債券、外幣及另類投資。至於最重要的回報率，就非常「見得人」，2006 年至2012 年的年化回報率為5.4%，單計最近三年更高達7.9%，顯著跑贏當地通脹及澳洲證券交易所指數。作為參考，本港外滙基金2006年至2012年的年均回報率約為4.2%。

設「防火牆」機制

除了設有限期，Future Fund 跟「淡馬錫式」主權基金的最大分別，在於政府不能直接參與投資決策，只能經由七人委員會管理，再「外判」予獨立的基金經理主導操盤，此舉是為了防範執政黨利用投資來討好特定的選民。本港若設立「未來基金」，爭議之一相信是有否同類的「防火牆」機制。

不過，Future Fund 儘管有防火牆，仍無法完全阻擋政客插手，例如澳洲在野工黨於2007 年大選前揚言，一旦勝選將從基金「借出」27 億澳元用來興建寬頻基建。如無意外，基金資產至2020 年限期屆滿後，將茁壯至接近1 萬億港元，但最令人「擔心」的是，愈接近限期，就愈多政客會打這筆巨款的主意。然而，相比美國、英國和日本政府的債台高築，對於澳洲人來說，相信這只不過是一個happy problem。

高天佑tyko@hke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