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則奮：化被動為主動 改變政治議題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9-03 A21 | 時事評論 | 政治經濟學 | By 黎則奮

人大常委會七天會議結束，正式宣布為香港普選特首全面「落閘」，還要「封窗」，不但事前甚囂塵上的參選人必須獲提委會過半數支持、候選人數只限於二至三名的規限確實，就連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辦法也由「可參照」改為指令性（饒戈平的解讀）的「按照」以往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辦法原封不動。

至此，不但所謂溫和中間派的良好主觀意願完全落空，連倡議擴大提委會人數到一千六百人以至二千四百人的建制派也自討沒趣。可以說，今次人大的決定是最保守反動的方案，除了一小撮寧左勿右的土共頭目外，連所謂開明建制派亦出乎意料之外，相信只要是香港人，不管什麼派別和政治取向，沒有人是會真心接納和認同的。

人大的決定，證明中共的權鬥仍未息止，而習近平為保威權，比胡錦濤還要保守。香港的政局始終是中國大陸政治的延續，大陸沒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下，香港根本永遠也不可能出現真正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民主的願望肯定落空，任何政治論述都只是自說自話、自欺欺人的廢話而已。

中共不但不信任泛民、不信任港人，甚至連靠攏中共的建制派也絕不信任，只有依附中共才能生存的土共如工聯會和民建聯之流，以及一眾中聯辦指揮的所謂社團總會，才是中共可以絕對操控和信任的政治力量。

歷史殷鑑其實不遠，上屆的特首選舉，儘管是內定人選的小圈子選舉，但唐英年陰溝裏翻船，中共土共其中一派突襲成功，抬捧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中聯辦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亦未能完成預先張揚取得七百票的任務，部分唐營擁躉負隅頑抗，結果得出一個689。

如果中央順應建制派建議增加提委人數至一千六百人的要求，只會多隻香爐多隻鬼，中共絕無把握可操控半數，因此一切不變最能穩操勝券。特首候選人數定於二至三人而非不多於三人，一來可以確保人數不會過多無法控制，也不會只得一個太過肉酸，而兩個中央屬意的建制派（必然是地下黨員）候選人以外，再彈性加一個，旨在與妥協的泛民交易，由全無機會勝出的泛民候選人出閘，換取立法會議員五票或以上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形勢發展至今，連有意投誠的建制民主派亦不可能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否則必成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除非民意改變，大多數港人願意「袋住先」，為轉軚的泛民議員提供下台階。因此，人大一宣布決定，特區政府即改宣傳口號，強調「有票梗係要」，而主流傳媒輿論定必加入大合唱，此起彼落，為「袋住先」製造民意基礎，向泛民議員施加政治壓力。

佔中行動已失去原來的恫嚇和博弈作用，張德江固然預言「有事發生」，特區政府一定會做好準備，陳佐洱更恫嚇以「霹靂手段」對付，明示會武力鎮壓，硬闖只會無謂壯烈犧牲。今天，不是不搞佔中，但要改變策略，避免只流於憤怒情緒發洩，而是要把佔中變成一連串不合作運動的軸心，帶動其他形式的抗爭。

學生可扮演先鋒角色，由學聯和學民思潮發動大學、中學生罷課，是延續民氣和持續抗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短期內泛民和民間反對派一定要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遊行，讓八十萬電子公投和遠遠超過五十一萬人遊行支持真普選的民意再度滙集。

遊行目的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支持泛民議員否決政改方案。遊行不設終結時限，當數以十萬計群眾結集街頭，一聲號令，大家都懂得做什麼。與此同時，最好立即宣布進行五區變相公投，至少亦應由一個超級區議員議席的立法會議員辭職，聲明是支持和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對決。

兩項大型行動都可即時重新抖擻本港支持民主的市民的精神，向早前反佔中行動炮製的假民意迎頭痛擊，再度振奮人心。最重要的是，民主運動可以化被動為主動，重新搶佔上風，改變中央和特區政府目前設立的政治議題（political discourse），毋須再讓人家牽着鼻子走，在所謂「袋住先」的假議題上糾纏，令有意借民意轉軚的政治猶大動彈不得。

政治鬥爭一定要有勇有謀，亦有進有退。人大「落閘」後，民主已經無望，不必再存任何幻想，長期抗爭已成現實，大家都要調整心理。但正是絕望，才有希望，因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才可義無反顧、戰鬥到底。我們一無所有，再輸也不會輸到哪裏去，但香港無法管治，中共和港共政權，都要付出沉重不菲的代價。

黎則奮

王岸然： 專政沒有贏 民主無得輸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9-02 A20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 港報評論/論壇 專政沒有贏 民主無得輸


世上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人大強行落閘，自然是最差、最令人費解、也最出乎所有持份者意料之外。這一刻，最差的評論者是發馬後炮的人，走出來說「早就批死中共乜乜物物」之類；最好的評論者是協助大家轉念，重新在思想上武裝起來。

本來以為是終點的這一年，轉個念，是起點，過去三十年的努力，只是準備，今天是爭民主大業的開始。筆者喜見人生還有大目標，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美事也。

專政者的王牌，就是現時的模樣，擺明「以我為主」，以自己一方的意志作最終決定。這一「以我為主」的指導思想，在1997 之前面對英國人，可說是無往而不利，每次都得到最終勝利。對一個正在撤退的殖民主義者而言，商貿是最大利益，遺下民主人權亦只是希望保護和延續利益。今天英國人在華利益得到充分「照顧」，便不會出一句話。可笑的，只是舞龍獅旗的人、誤把BNO當英籍的人。

不過，專政者今天面對的不再是英美敵人，而是自己的國民；更麻煩的是，香港人早已是化外之民，而化外之民還不是英美之民，用來對付外敵的「以我為主」手段，注定沒有可勝之道。

今天中共的對港政策，可算是一敗塗地。回歸之初，最少有十年時間，中央政府在港人心中的民望遠高於特區政府，現時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情緒，可說是歷史新高，還出現港獨之論，雖然只是情緒發洩的虛言，但甚有市場，且成為潮語，已經證明中共對港政策是如何的失敗。

今天擺在支持民主的人的面前只有一條路——只有抗爭，沒有對話。對於由第一代人物操控的泛民主派會起而抗爭，筆者沒有期望，只希望他們能堅定地否決政改任何提議，然後把精神放在培訓新一代民主派的工作之上。新一代的人不一定要更勇敢，但要更有智慧，能感動大多數港人起而行動；在全方位作出抗爭，任何事情只要有利對專政者施加壓力，就要去做，勿以善小而不為，一條全民抗爭的道路，必須依靠所有人在本身的位置上起動和參與。

相信很多人在未來日子會向「佔中」發起人多加責難，而那只是懦夫所為。「佔中」運動筆者過去年半時間大力支持，但從不樂觀，亦深明泛民由始至終都只是想利用運動「靠嚇」。兩位書生加一位牧師，沒有任何社運經驗，紙上談兵，搞出這樣的氣勢，比任何一個誇誇其談的社運小學雞單位都要成功。

按以往「社運從來不用成功、只須捧紅幾個社運明星」的傳統標準而言，「佔中」不是失敗，只是未成功，今天這刻也不會成功，但可以提供經驗以為後用。按傳統，我們還是要給自己、佔中三子一些掌聲。

至少，「佔中」運動迫使中共亮出底牌，港人早一點醒覺，早一點知道如何安身立命，願意抗爭的將成為新一代英雄；欺世盜名的、視民主為「產業」、抗爭只是演戲的、上位後找尋機會謀財自肥的、口講勇武有事發生躲得遠遠的人，應該受到淘汰吧！

筆者的角色是評論者，批評政治人物是我的天職，但泛民政客之中有那麼一個派別，就是專門以批評同路人騙取選票，這類人在全民起動參加抗爭之後，亦自然會受淘汰。大多數港人口講支持民主，行動上卻止於和平集會，再激的就不幹，依賴批評別人不幹而自我感覺良好。這還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崇拜一些民主戲子佬，明知受騙也不想想自己起動，這個心態必須改變，尤其是年輕一代。

當每個香港人都意識到必須起動參加民主抗爭、社會抗爭之時，民主是無得輸的。大家不應坐在家裏等待「佔中」三子的領導，還挑剔領導者的不足。前天、昨天，政團「人民力量」在市區發起數十車輛的遊行慢駛，心想也太資產階級了吧，但回想任何抗議活動，也必然有其星星之火的作用，這不是批評抗爭的時刻。

泛民一直追求團結和一致行動，這種思維今後要完全改變。爭民主的方法應讓子彈亂飛，各顯神通；主流那種硬是要大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說法，應該改為互相尊重，互不騎劫，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支援而不是互相矮化。

三十年前談論回歸之始，便有一個簡單的「民主回歸」說法，長期以來包括不同派別泛民有一共識，就是「中國無民主，香港亦不會有」。這一認知筆者依然認為正確，不因其倡議者紛紛走入建制或中方陣營，甚而成為專政者的打手而有所改變。近年興起的所謂本土論，是民粹的、膚淺的，拿到實用層面如何落實也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專政者今次選擇落閘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正是害怕香港先於國內發展民主而對國內產生影響而無應付的把握。單是這一點，就應該明白中港的命運是無法各自發展的。但落閘之後，香港多年來受壓抑的社會矛盾將連串爆發，筆者看不到專政者、特別是梁振英有何智慧可以化解。民主是偉大的使命，筆者說過已經準備再抗爭三十年，抱持悲觀主義的人，早點移民吧！

王岸然

陳惠容、黃和平﹕全民退休保障的7個疑問

【明報專訊】政府日前公布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研究報告，當中提及的多個退保方案引起社會熱切討論，尤其包括周教授老年金計劃在內的全民退保方案的可持續性，更成為討論焦點。








對於全民退保，坊間有不同論述，當中蘊含誤解或與事實有偏差之處，值得在研究報告公布後加以澄清與解釋，因為不論支持哪一種退休制度，政策討論應建基於事實，才能把真理愈辯愈明，促進社會為完善香港的退保制度早日達成共識。



一、隨收隨支制度容易破產？



隨收隨支是指現時長者的需要由現在年輕一代支付。現在香港大多數與長者有關的開支都是隨收隨支性質，例如長者去公立醫院看病，是由這一代人的稅款支付大部分成本。不論你喜歡與否，這些制度都將繼續存在，而隨收隨支制度穩健與否，關鍵在於供款與支款水平是否合理。



經濟學者分析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時，憂慮隨收隨支的融資方式是否可持續，他們多是預設收款支款必定處於不合理水平，而他們多數並沒有細閱這些方案實際的收支建議；他們或是認為收支建議即使理論上可行，但於實際執行時會因為政客叫價而步步高陞，使制度變得不可持續。如問題是後者，解決辦法應為尋求機制使制度不為短視訴求所挾持，而非本末倒置地從根本否定制度。



二、很多歐洲國家，如希臘因為搞全民退保而破產？



以希臘作類比根本並不恰當，希臘的退休保障制度分為基本退休金和與工資掛鈎退休金兩部分，現時主要是後者出現問題，出問題的基本原因是支付水平過高，市民領取的退休金甚至比退休前工資還要高（當初的淨替代率超過100%，經改革後，現時水平已調低），然而該制度與全民性全沾不上邊，因為只有工作年期足夠（最少15年）的市民才獲退休金，年期不夠的市民則一分錢也拿不到，結果是把財富從工齡短的市民轉移向工齡長的市民，並不公平。



現時民間倡議的全民退保制度，是每人領取劃一基本水平退休金，與希臘出問題的制度根本不能比較。如要比較，應與其他國家的基本退休金制度比較，如新西蘭的基本退休金，一般來說這些制度的收支狀况都十分穩定。



三、隨收隨支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不符世界趨勢？



隨收隨支制度現時仍是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主流，而個人帳戶制度多只是作為輔助性質。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多為發達國家），只有13個有推行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制度。



綜觀世界，現時推行個人專戶制度為主導的國家，多是非洲、南美及前蘇共國家。而他們的經驗也不見得完美，即使被視為個人專戶制度國際示範單位的智利，於2008年其政府亦不得不承認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經驗失敗，而推出了隨收隨支性質的「團結退休金計劃」。



四、窮的工人要供款（或納稅），富的長者卻可領退休金，窮人無「着數」？



主流經濟學家或保險業者，分析退休制度的切入點，往往是以精算模型計算不同人士的供款與支款，再計算哪個制度對哪些人較為「着數」，但退休制度對市民來說，除了是一堆金錢數字，更是一份社會契約，當中包含對自身公民身分的想像。



此道理看似書生的高談闊論，但如隨便找一位基層街坊，尤其是窮得到老時一定合資格領取綜援的街坊，問他們情願有工做時供款，退休後拿退休金，還是希望一世不用供款，到老時拿綜援（假設領取金額相同）。雖則從經濟人的理性考慮，拿綜援更「着數」，但筆者相信大多數街坊會情願供款然後拿退休金。當中關鍵，是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想像。



五、如人人都可拿退休金，便不願為自己退休的儲蓄作準備（即有道德風險）？



與此推斷相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道德風險理論上較低。需審查的退休制度其實帶有負稅制性質，即是市民退休時收入或資產愈高，所得的退休金便會愈少，因此基本上並不鼓勵退休儲蓄，更不鼓勵退休後有其他收入（如繼續工作）。同樣道理，如子女的供養亦列入審查範圍，則亦變相鼓勵子女不供養父母。明顯例子是以現時綜援制度，如父母領綜援，子女給予父母的供養需全數扣除，結果有時基層子女希望給予父母一二百元零用錢以顯孝心，亦只有望之而卻步。



六、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全民退休制度將破壞此傳統？



新近有關退休制度的研究，愈趨強調退休制度需配合不同社會的經濟文化環境，有論者認為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把供養責任推給政府，並不符合國情族性。亦有論者認為，西歐的國家退休制度，是二戰後國家飽經戰亂，不同階層能團結一致下形成的社會契約，因此對香港並不適用。



然而，中國人照顧父母、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正是推行全民退保背後的文化土壤。隨收隨支式退休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讓有工作能力的年輕一代，支援沒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這與中國傳統敬老文化一脈相通，即使現時社會頗為分化，但當涉及長者的議題時，在大方向上仍能達一致共識，正是這種敬老文化的具體體現。



七、全民退保供款多少都拿一樣退休金，有違多勞多得精神？



多勞多得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原則，卻不是唯一原則。退休制度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確保退休後能維持原本生活水平，另一功能是確保所有長者退休後能有基本生活保障。綜觀不同國家的退休制度，前者多靠與薪金掛鈎的退休制度支持，即退休前收入愈高的人，他們付出的供款也愈高，退休後的退休金亦愈高。基本保障功能則是靠基本養老金支持，即讓所有長者大致領取劃一的養老金（部分國家會扣減富有長者的金額）。



因此，評議退休保障制度時，必須綜合分析所有支柱，香港的強積金大致確保供款較多的人獲得較多退休金，是多勞多得的制度。反過來說，強積金並沒有保障長者有最基本生活的功能，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綜援是保障長者基本生活的功能，然而社會現時的爭論點正是這些制度保障功能並不足夠。



總結



在此並不是宣傳一種退休制度比另一種制度好，社會有不同人士基於其利益位置與背景經驗，對制度有不同的分析與評價，而退休制度作為一社會契約，亦必然是不同社群在相互角力、爭拗、求同存異以及協商下得出的成果。然而，即使有爭拗，亦應以事實說明觀點，否則社會將不斷內耗，而社會政策亦無進步之日。



作者陳惠容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黃和平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林行止：滴漏理論失效 貧富兩極深化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8-26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一、雖然有關統計無法做到絕對準確，但它對世人呈現了一個籠統也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的概況，那便是社會上最有錢的一群人〈泛稱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一〉所佔國家財富份額，與比其「窮」的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擁有財富的比較。以經濟體積最龐大且經常有學術機構更常見是民調組織進行這類「調查」的美國為例，於一九八一年，百分之一「有錢人」控制約百分之八的國家財富，低下階層一共有國家財富百分之十八；到了去年底，這種分布情況起了巨變，前者控制的財富暴升至百分之二十，後者的則急挫至百分之十二！

拉闊貧富差距的原因，數不勝數，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年在任〉及美國總統列根〈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年在位〉當政時，實施連串對富裕階級極之優容的財政及金融政策有以致之！讀者應該記憶猶新，在戴卓爾夫人上任初期，英國最高所得稅率為百分之八十三〈收入一百元納稅八十三元，納稅人實際收入〔take home〕只有十七元〉，戴卓爾夫人對之大動手術，先是把它降至百分之六十，繼之再減至百分之四十；列根上任時，所得稅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七十，他亦兩度推之壓之，先是百分之五十，進而降至百分之二十八。低稅率加上對經濟活動採取較其前任遠為寬鬆的政策，符合當年紅極一時的供應方面學派主張；而事實上這種「稅務改革」的確起了刺激投資、提高就業及增強消費的積極效應，對當年暮氣沉沉疲不能興的經濟，那真是一劑適時對症的良方。

可是，世上並沒有免費午餐，這樣做的副作用〈或後遺症〉是貧富的鴻溝愈來愈深愈闊，而賦予工商界及金融業以太大的自由，意味資本家能於最小約束之下，大展賺錢之所長〈換句話說，他們的貪婪天性有盡情發揮的機會〉，結果除了釀成創傷至今未癒合〈各國「量化寬鬆」未有了期〉的全球金融風暴。工商界為追求最大利潤；加上拜科技特別是電腦網絡及機械人日益普及之賜，提高了工作單元的生產力，資本家遂有裁削員工的空間，「人浮於事」的結果自然是薪金持續「下行」，受薪者的平均實質收入，比二十年前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受薪者指的不僅僅是非技術的時薪工人，管理階層的入息亦拾級而下，那意味作為「消費經濟」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亦是受害的群體。資本主義社會日趨不和諧，鼓吹政府加強消除貧富懸殊政策力度之聲盈耳，在美國甚至出現規模不小的群眾活動〈始於二○一一年九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至今仍在「發酵」，影響未衰〉！在這種背景下，主張對富裕階級「開刀」之聲響徹雲霄—不待皮格蒂那部顛覆現行經濟制度的巨構出版，法國總統奧朗德甫上台便把利得稅最高稅率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五；美國總統奧巴馬則不斷「吹風」，說要把已提升一點點的稅率，從現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九點六〈主要針對年入二十五萬美元的家庭〉；而英國首相卡梅倫，即使面對競逐連任的民意壓力，亦表示百分之四十五的稅率有提升的空間……。

二、賦予富裕階級更多優惠〈低稅率及解除對商業活動的部分管制〉，固然造成了貧富兩極尖銳化；同時，種下社會絕不和諧且有走向動亂風險的禍源，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亦帶來重大衝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顯學」的「滴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亦譯「下滲理論」及「 利益均霑理論」等，經過這二三十年來的「實驗」，證實行不通，對此經濟學界和政客已有共識，那從近今甚少人提及可知。此理論為發展經濟的旁支，這派學者認為「傳統發展模式」最終會出現「利益下滲」〈肥水流入別人田!?〉現象，那即是說，經濟繁榮旺盛不僅政府稅收大增，有的是錢的上層社會還會大事消費，巨額資金流入市場，帶動經濟發展，結果社會低層必然受惠—這種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大蕭條期的說法，於八十年代為與凱恩斯學派唱對台的經濟自由學派所援用，他們力主不可藉提高入息稅拉近貧富差距，認為讓富人更富便能澤及窮人，因為上層人家家肥屋潤，有錢人花天酒地做大豪客，他們窮奢極侈、盡量消費，遂產生肥水下流效應〈Richer members spending raise the realincome of the poor〉。這種「理論」之所本，不過是阿當．史密斯《原富論》中有關「徵稅會打擊投資意欲進而影響就業」，惟此為泛泛之論，卻被八十年代美國執政者奉為圭臬〈尤以列根的預算總管史篤民〔D.Stockman〕為甚〉。可惜事實證明富裕階級擁有愈多，等於中產階級被淘空而下層人民更窮困〈在實質薪金不增反減的條件下，中產及下層人民為應付生活重壓變得一窮二白〉，經濟學界〈如史特格烈茲二○○一年諾獎得主之一，〔J. E. Stiglitz〕〉及羅拔．法蘭克〔R. Frank〕〉早已把這種理論打入冷宮，美國「新發財」漢諾亞〈N. Hanauer，亞馬遜原始股東之一〉更在今年六月的《政客》〈Politico〉雜誌以《剷泥車向我們這些財閥衝過來》〈The Pitchforks are Coming... Forus Plutocrats. Pitchfork〔亁草叉〕香港不常見意譯為剷泥車〔推土車〕〉，從實際情況說明「滴漏理論」根本是幻覺。他說他的年入千倍於平均普通人，但過去數年他家買了三部汽車、一艘遊艇，他自己則買了幾件恤衫和幾條長褲……，換句話說，他年入並沒有為史篤民之輩所說大部分注入消費市場最終產生受薪者得益的效果！漢諾亞和他的同輩一樣，他們即使胡亂揮霍，數目僅及其入息的零頭，對經濟增長有如泥牛入海，並無太大幫助。另一方面，面對當前陰晴不定的政治局勢及經濟只有靠「量化寬鬆」才能撐持不致陷入通縮的窘境，富裕階級〈大資本家〉不會大量投資，這是大富豪大企業囤積大量現金在手的底因；這種做法理性保守，惟結果不問可知。去周五「瑞士信託財富管理」部門的一份報告指出，今年第二季美國企業的合併收購活動大增〈這充分反映在股市興旺上〉，那對經濟是一支強心劑，但不利提高就業率〈整合合併收購的必行步驟是裁員！〉，換句話說，此舉受薪階級無法受惠，僅對大資本家和股東有利，因而會加深貧富鴻溝，社會愈趨分化，勢所難免，這種發展，強化了富裕階層有剷泥車朝他們衝過來的隱憂！ 理財要有新思維．二之一

郭濟士:以國大使的強權出真理邏輯

明報  2014-07-24 A24 | 國際 | 國際評論 | By 郭濟士 以國大使的強權出真理邏輯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德爾默（Ron Dermer）日前發表演講，揚言以軍已對哈馬斯展現了「難以想像的自制」，足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內容的確「嘆為觀止」。哈馬斯連日所發射的火箭炮，雖然導致兩名以色列平民喪命，但威力遠遠不如以軍炮彈，是鐵一般的事實。可是在德爾默眼中，原來哈馬斯的火箭炮攻擊，竟可跟當年納粹德軍猛烈轟炸倫敦導致逾4 萬市民死亡、超過10 萬幢房屋被毁相提並論，反觀以軍過去兩周攻擊加沙導致逾630 名巴人死亡（當中很多為平民），卻屬於「克制」。這種「想像力」，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外使文宣反擊人權組織批判

面對國際人權組織的批判，以色列當局近日正發動一眾駐外使節展開文宣反擊，德爾默不過是其中之一。針對美國人權觀察本周發表報告，指控以軍最少8 次在沒有哈馬斯戰士藏身或設有軍火庫的巴人地區，向平民發動攻擊、違反國際法，德爾默在另一場合就強烈否認，還聲稱人權觀察所作的，不過是小丑法庭式的不公正審訊。至於以色列駐加大使Rafael Barak 則在加國報章撰文，強調他們只是為了「確保本國公民能享到他們應得的和平及安寧」而作戰，他們的作戰對象是哈馬斯而非加沙人。在德國，以色列大使Yakov Hadas-Handelsman 也接受當地傳媒訪問，強調問題是哈馬斯拒絕停火，以軍對付哈馬斯「別無他法」；他同時還撰文，談到近日歐洲湧現的反猶浪潮，形容猶太人最近在德國街頭被攻擊和侮辱， 「彷彿回到1938 年（納粹時代）那樣」。

儘管西方民間批判以色列的聲音甚響，但在政府層次卻是另一回事。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便重申，以色列「有權自衛」應付哈馬斯火箭攻擊（但自衛權利包括攻擊巴勒斯坦平民嗎？）；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向以國總理表示， 「無保留地譴責針對以色列的火箭攻擊」（但卻從沒「無保留地」公開抨擊以軍使用過量武力）；法國總統奧朗德在促請以國「有需要防止暴力升級」之餘，亦明確表示在哈馬斯火箭攻擊下，法國與以色列「團結一致」，認同「以色列有權採取所有手段『保護人民』」；加拿大駐以色列大使也透過社交網站力撐以色列，又說這不過是反映加國總理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西方政權力撐以色列「自保」

多個西方國家一邊譴責哈馬斯火箭炮攻擊，一邊卻迴避抨擊以軍對加沙地帶的不成比例攻擊和殺傷平民，到底他們有多公正持平，明眼人當然心裏有數。正是由於西方政府這種態度，促使一些國家的民間團體和政界人士，要求政府加強向以色列施壓，例如發起驅逐以色列使節的運動，以及呼籲制裁。在愛爾蘭，有團體發起網上請願，要求趕走以色列大使Boaz Modai 並即時召回駐以大使，希望官方能向以色列政府發出清楚信息，即以軍的攻擊行動不容於國際法；都柏林市議會也通過動議，要求愛爾蘭政府推動向以色列實施軍事和貿易禁運。在挪威，有團體也要求挪威政府驅逐以色列大使並頒令制裁，而在南非開普頓，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亦要求當地以色列大使執包袱。

「奧巴馬能為何以軍不能？」

當然，以國駐美大使德爾默等人會否聆聽這些民間呼聲，的確是一大疑問。德爾默在演講中便將反對以軍攻擊加沙的示威者，藐視地稱為「道德傻瓜」，還說「有朝一天，當以色列所有敵人都被打敗、所有道德傻瓜都被迫收聲，人們屆時回看，便會驚嘆這個全球最受威脅的國家，如何總是堅守其價值」。這番話充分反映，德爾默信奉的就是軍事強權出真理，只要能打敗所有敵人，道德批評聲浪便會消失。也許德爾默心想，連經常派無人機轟炸別國的奧巴馬都可獲得和平獎，為什麼以軍就不能獲獎？

財富世襲貧富兩極 避免革命應徵高稅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8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七、皮格蒂為「 手上財富」(e x i s t i n g w e a l t h 或outstanding investment)即資本年回報及經濟增長的關係定下一個「 程式」，前者以r標示，後者則以g為號。這個r，代表「資本」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衍生收入；g則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年收入(income)或經濟產量(output)。「資本」收益長期大於經濟收益(他的推算為五比一強)，遂成為貫串本書的r > g即「資本」收益大於經濟收益的主題。在現行社會制度尤其是稅制不變的前提下，廣義的有錢人(有餘資收息及收租的所謂「食利者」〈rentier〉)便「富者愈富」(thewealthy get wealthier)，窮人未必愈窮，惟窮人收入增幅遠遠追不上富人入息的增幅，結果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令有心人擔憂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因貧富兩極愈走愈遠而出現因階級矛盾惡化釀成社會「不和諧」，這正是皮格蒂絞盡心力要把兩極拉近的原因。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收入的r > g 令資本主義制度可能面臨重大衝擊，有利財富累積「富者愈富」的時代帶來社會不公平，而助長這種現象形成的另一項重要元素是「長嗣繼承」(primogenitary)，這是大部分國家行之有年、可說自從盤古父系社會確立以來的傳統(原因為「古時候」土地是主要財產，土地若不斷分割〈分給子孫〉，不出八代十代，一個大地主便變為無數小地主，等於大富之家變為無數中產家庭。那當然是深明大富家族有政經優勢的族長不願見的發展)，在上層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ies)，這種情況尤為顯著。那即是說，只有長子嫡孫才能繼承家族(全部或大部分)財富，也是貴胄閥閱之家保持世世代代財雄勢大顯赫家風的有效安排。我國(包括大部分香港豪富)傳統上的各房子孫在族長謝世後按輩份分家產，那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並不流行。

在繼承家財上有絕對優先權的長子嫡孫，他們對家族唯一「應盡的義務」，是必須想盡辦法保住這筆家產，使其不致萎縮同時憑其收益(利息或租金)便能過如父輩般的好日子；而他們「應盡的任務」，則是把這筆原封不動或有所增加的財富傳給下一代……這種代代相傳等於上代無償送給下代的「制度」(entails)，在不少國家(尤其是英國)，迄今未衰。皮格蒂在本書第三卷「結構性不均」中舉了不少「小說家言」，以說明這種制度早已存在，如大家熟知的英國作家珍．奧斯汀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前者的《理性與感性》、《曼斯菲爾德莊園》和《勸導》及後者的《高老頭〈Pere Goriot〉》)，對此均有生動深刻具體而微的描述。在這些小說中，收入(income)指的不是薪酬(即不是憑勞力腦力獲取的收入)而是家族產業(如耕地)的租金(亦稱不勞而獲的財富〈unearned wealth〉)。這種現象不僅僅見諸英國維多利亞和愛華德及法國拿破崙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諸國俱如此……

歐洲封建皇朝對貴族家產的保護，香港讀者不大熟悉的法國似乎最「離譜」。皮格蒂指出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九年)後，法國政府所以負債纍纍的其中一項主因，是「賠償財主在大革命中的財物損失」。當暴亂發生時，地主階級逃離家園避難，不少佃農、農奴棄鏟而起，成為暴民，打家劫舍固不待言，他們「脫產」還導致莊園被毀、財物被盜、土地失收，這本是大革命必然出現的人禍，但拿破崙三世政府在貴胄地主的聯合壓力下，竟然對他們作出「以十億法郎計」(emigres billion)的賠償，藉以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可算是最典型的皇貴〈官商〉勾結)，當年國庫空空如也，政府只有高息舉債……。《財富》並未列出具體數字，只說單是賠償金額的利息支出便約為當年國家收入(National Income；其時尚無ＧＤＰ)百分之二！在這段時期，皮格蒂根據「遺囑文件」的統計(probate data)，顯示巴黎屬「富裕階級」(wealth hierarchy)的人數從大革命剛過的一八○○—一八一○年有百分之十五驟增至一八四○—一八五○年的百分之三十。這些人佔有全國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財富！

和法國一樣，大部分西方國家的財富分配都循r > g的程式運行！

八、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 一九一九年)、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高稅率、高通貨膨脹率和戰火摧毀了大量財富，意味不少富裕階級有巨大損耗，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民智漸開、政治制度民主化，財主已失去拿破崙三世時期向政府「索償」的可能)。戰後特別是二戰後，美國勃興、歐洲重建以至日本崛起，帶動全球大部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平均收入大增(當然有資本家希望工人成為其產品消費者的深意而給他們加薪)；加上二戰後心智開明傾向保護受薪階級權益(最明顯的是工會勢力大盛)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思想，紛紛進行稅務改革、實施這樣那樣的福利，這種發展對富裕階級不利，不在話下。財產損失及高稅負，令戰後至八十年代初葉約三四十年間，「資本」收益增幅遜於經濟增長的收益，那等於財富不均情況稍有改善。

這種現象，正是有「國民所得之父」之稱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七十年代初期筆者譯其名著《現代經濟成長》〈Modern Economic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時用庫茨內斯的譯名，他於一九八二年獲諾獎時，台灣學人譯之為顧志耐，極佳，遂貪新忘舊)把之「歸納」為「顛倒Ｕ形曲線」(Invented U curve亦稱Kuznetscurve，其圖象與「拉發曲線」相近)，顧志耐認為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貧富的差距大幅收窄。統計數據顯示，百分之十的富裕階級所擁有的國民收入，從佔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下降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期初(early stages of industralization)，得益的只限於高收入階層(如工廠東主、決策層及地主)，受薪者所得有限(僅堪溫飽)；經濟持續上升，產生水漲船高即全民(指就業人口)分享較多經濟成果，結果拉近了貧富的分際(以圖像示之有如顛倒Ｕ字)。顧志耐的看法正確，卻嫌不全面及缺乏「歷史感」；皮格蒂的分析便較深入，他指出期內貧富差距縮窄的主因是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古之所無今仍未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

無論如何，在這段期內，經濟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就業市場供不應求及工會的力爭；加上有或多或少的「免費午餐」，令受薪者分享了較大一份的經濟餅。非常明顯，這是受薪階級物質生活改善最快的日子，人們不但溫飽無憂，擁有現代化的家庭電器用品，電視機吸塵機洗碗機空調機一應俱全，汽車從奢侈品降級為家家供得起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有了更多的閒暇意味有時間「享樂」(服務業因而蓬勃起來)，自置物業熱潮亦由此而起—自置物業，成為有產階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直至二戰前，是受薪者想亦不敢想的「豪舉」，那即是說，在那段時間，置業是受薪者的「妄想」！

‧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三

林行止

林行止：錢賺錢遠勝勞動所得 富者愈富種動亂禍根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7 A18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四、《財富》出英文版之前，皮格蒂在法國，肯定非如今日在歐美般是家喻戶曉的名字；從他的簡歷看，你可以說他是神童，但說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正確─一九九三年他二十二歲便獲「 倫敦經濟學院」〈 ＬＳ Ｅ〉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其論文正是研究「 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同年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ＭＩＴ〉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至一九九五年辭職，加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ＣＮＲＳ〉為研究員〈他認為在祖家工作更能發揮所長〉；二○○三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經濟學院」〈Paris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且於二○○六年被委任為校長，但上任不久，便為出任當時競選總統的社會主義健者Segolene Royal 〈現政府的生態、持續發展及能源部部長〉的經濟顧問而辭「官」；二○○七年起回校擔任教授兼任法國社科高級學院〈ＥＨＥＳＳ〉總監至今。

二○○一年皮格蒂出版一本分析百年來〈從一九○一年至二○○一年〉法國高入息變化的書，引起研究相關命題學者的興趣，結果是牛津學者艾京遜〈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萊任教與他合作研究相關問題多年的法國學者賽伊〈EmmanuelSaez〉，分別搜集美國及歐洲數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而且年期遠至十八世紀，由於成績甚佳，結果他們成立了「世界高入息資料庫」〈The World Top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龐大資料庫的統計數據，終於成就了︽財富》這本轟動學界政壇而對其所論毀譽交加的專著。

應該指出的是，︽財富》所援用的數據，絕大部分是從地方政府以至商會之類的民間組織及教堂檔案翻查而得，頗費工夫卻難免有疏漏；而由於資料來源多元，蒐集的方法並不統一，這些瑕疵為學者專家所詬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先進」國家政府相繼進行「戶口調查」〈Household Surveys〉，有此現成統計，省卻了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許多麻煩，可是，他們卻認為政府的統計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間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實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這類收入階層，適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對於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貧富兩極的學者來說，他們最需要高收入家庭的相關統計卻付之闕如〈next tozilch〉，那意味缺乏對貧富兩極家庭的經濟情況作出比較的資料。為了彌補此一缺失，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動手，他們設法取得法國和美國「百分之一」家庭的報稅表，對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論「百分之零點一」〉的收入與低中階層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闊……。皮格蒂的發現，彰顯了二○一一年九月至十月美國「各界人士」佔領華爾街，並向全球發出拉近貧富懸殊呼喊的公義性！

五、筆者「滯後」寫本文的一項「優勢」，是有機會拜讀皮格蒂對指摘他的統計資料及「方法論」〈所用以比較相關數據的方法〉有毛病的回應。五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據皮格蒂貼在其個人網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駁︽金融時報》大張旗鼓「指控」他種種疏漏甚至錯誤的長文，筆者以為他的辯解不無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時報》的論點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無的放矢。舉個簡單例子，關於英國的「財富不均」，皮格蒂用的是「稅收報表」〈TaxReceipt Data〉，得出「百分之十」有錢家庭擁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財富；︽金時》據「全國性調查」的資料〈National Survey Data〉，同一批人只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四財富……。究竟哪種數據較可靠？非常明顯，皮格蒂所用的數據較貼近現實，因為富裕階級傾向以不盡不實的數據填寫調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統計部門的調查〉，「少報」對他們並無害處，「如實道來」卻可能不利，以他們的收入也許「太多」，而這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當局可能調查這些龐大資金是否從非法途徑如逃稅漏稅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們的「自報」〈self-reported〉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隱蔽財富〈「報細數」〉是富裕階級的傳統，在私人場合「炫富」是另一回事。

︽金時》的批評，當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為筆者認同，比方說，皮格蒂只有英國、法國及瑞典的資料，便說成是歐洲的情況，這當然不周延；此外，若干統計，皮格蒂未予「加權」〈Weighted〉處理，確是疏忽。但這類小錯不致影響︽財富》的主題─社會財富不均的情況有「復古」回復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嚴重情況！皮格蒂用了不少篇幅支持何以他在︽財富》中展示的數據具較高可信性，最後反問，如果︽金時》的說法正確，那麼，英國便是「歷史上財富分配最平均的國家」〈Most egalitarian countriesin history in term of wealth distribution〉。這有可能嗎？答案顯然已寫在牆上。

六、皮格蒂指出在發達〈已開發〉國家，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點一」〉手上，他們賺錢〈聚財〉能力這麼高，皆因擁有資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專利費以至資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這漫長的兩、三百年間，上述這類「資本」回報率，大部分時間都高於經濟增長率，那等於說坐擁「資本」者的收入，「注定」高於出賣腦力和勞力的人！這種情況較明顯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法國〈尤其是〉和意大利，所以如此，皆因為這段期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遠遠落於「以錢生錢」〈用皮格蒂的話「Money tends toreproduce itself」〉的營生，當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國。

皮格蒂蒐集的多國數據顯示，在十九世紀，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報在百分之四、五之間，二十世紀的租金〈住宅、工商物業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債券孳息從十九世紀至今，大多時間徘徊在三至五厘左右；而證券年收益〈股息加股價未除稅〉大概溢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範疇……。他因此判斷在那兩、三百年，「資本」回報的平均數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明顯較為和緩，入息與經濟掛鈎者便遠遜。︽財富》的統計顯示，在一七○○年至二○一二年這三百餘年間，全球的人均國民毛產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點八；雖然工業革命成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令二十世紀的人均ＧＤＰ有較為可觀的增長，但長期趨勢向下，十分明顯，比如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經濟平均年增長百分之四、一九九○年至二○一二年已降至百分之三點五，看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如樹獺爬樹，費盡氣力才有「分」進〉，他預期二○三○年至二○五○年有關增幅跌至百分之三，而二○五○年至二一○○年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點五〈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為科技不易再有突破〉。從上述兩組數字看，經濟增長的收益遠遜「資本」回報，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以︽財富》的理論架構，皮格蒂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製造了社會財富兩極化，換句話說，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一地一國的經濟政策關係不大。‧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二〔之一刊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