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則奮：化被動為主動 改變政治議題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9-03 A21 | 時事評論 | 政治經濟學 | By 黎則奮

人大常委會七天會議結束，正式宣布為香港普選特首全面「落閘」，還要「封窗」，不但事前甚囂塵上的參選人必須獲提委會過半數支持、候選人數只限於二至三名的規限確實，就連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辦法也由「可參照」改為指令性（饒戈平的解讀）的「按照」以往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辦法原封不動。

至此，不但所謂溫和中間派的良好主觀意願完全落空，連倡議擴大提委會人數到一千六百人以至二千四百人的建制派也自討沒趣。可以說，今次人大的決定是最保守反動的方案，除了一小撮寧左勿右的土共頭目外，連所謂開明建制派亦出乎意料之外，相信只要是香港人，不管什麼派別和政治取向，沒有人是會真心接納和認同的。

人大的決定，證明中共的權鬥仍未息止，而習近平為保威權，比胡錦濤還要保守。香港的政局始終是中國大陸政治的延續，大陸沒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下，香港根本永遠也不可能出現真正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民主的願望肯定落空，任何政治論述都只是自說自話、自欺欺人的廢話而已。

中共不但不信任泛民、不信任港人，甚至連靠攏中共的建制派也絕不信任，只有依附中共才能生存的土共如工聯會和民建聯之流，以及一眾中聯辦指揮的所謂社團總會，才是中共可以絕對操控和信任的政治力量。

歷史殷鑑其實不遠，上屆的特首選舉，儘管是內定人選的小圈子選舉，但唐英年陰溝裏翻船，中共土共其中一派突襲成功，抬捧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中聯辦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亦未能完成預先張揚取得七百票的任務，部分唐營擁躉負隅頑抗，結果得出一個689。

如果中央順應建制派建議增加提委人數至一千六百人的要求，只會多隻香爐多隻鬼，中共絕無把握可操控半數，因此一切不變最能穩操勝券。特首候選人數定於二至三人而非不多於三人，一來可以確保人數不會過多無法控制，也不會只得一個太過肉酸，而兩個中央屬意的建制派（必然是地下黨員）候選人以外，再彈性加一個，旨在與妥協的泛民交易，由全無機會勝出的泛民候選人出閘，換取立法會議員五票或以上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形勢發展至今，連有意投誠的建制民主派亦不可能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否則必成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除非民意改變，大多數港人願意「袋住先」，為轉軚的泛民議員提供下台階。因此，人大一宣布決定，特區政府即改宣傳口號，強調「有票梗係要」，而主流傳媒輿論定必加入大合唱，此起彼落，為「袋住先」製造民意基礎，向泛民議員施加政治壓力。

佔中行動已失去原來的恫嚇和博弈作用，張德江固然預言「有事發生」，特區政府一定會做好準備，陳佐洱更恫嚇以「霹靂手段」對付，明示會武力鎮壓，硬闖只會無謂壯烈犧牲。今天，不是不搞佔中，但要改變策略，避免只流於憤怒情緒發洩，而是要把佔中變成一連串不合作運動的軸心，帶動其他形式的抗爭。

學生可扮演先鋒角色，由學聯和學民思潮發動大學、中學生罷課，是延續民氣和持續抗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短期內泛民和民間反對派一定要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遊行，讓八十萬電子公投和遠遠超過五十一萬人遊行支持真普選的民意再度滙集。

遊行目的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支持泛民議員否決政改方案。遊行不設終結時限，當數以十萬計群眾結集街頭，一聲號令，大家都懂得做什麼。與此同時，最好立即宣布進行五區變相公投，至少亦應由一個超級區議員議席的立法會議員辭職，聲明是支持和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對決。

兩項大型行動都可即時重新抖擻本港支持民主的市民的精神，向早前反佔中行動炮製的假民意迎頭痛擊，再度振奮人心。最重要的是，民主運動可以化被動為主動，重新搶佔上風，改變中央和特區政府目前設立的政治議題（political discourse），毋須再讓人家牽着鼻子走，在所謂「袋住先」的假議題上糾纏，令有意借民意轉軚的政治猶大動彈不得。

政治鬥爭一定要有勇有謀，亦有進有退。人大「落閘」後，民主已經無望，不必再存任何幻想，長期抗爭已成現實，大家都要調整心理。但正是絕望，才有希望，因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才可義無反顧、戰鬥到底。我們一無所有，再輸也不會輸到哪裏去，但香港無法管治，中共和港共政權，都要付出沉重不菲的代價。

黎則奮

王岸然： 專政沒有贏 民主無得輸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9-02 A20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 港報評論/論壇 專政沒有贏 民主無得輸


世上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人大強行落閘，自然是最差、最令人費解、也最出乎所有持份者意料之外。這一刻，最差的評論者是發馬後炮的人，走出來說「早就批死中共乜乜物物」之類；最好的評論者是協助大家轉念，重新在思想上武裝起來。

本來以為是終點的這一年，轉個念，是起點，過去三十年的努力，只是準備，今天是爭民主大業的開始。筆者喜見人生還有大目標，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美事也。

專政者的王牌，就是現時的模樣，擺明「以我為主」，以自己一方的意志作最終決定。這一「以我為主」的指導思想，在1997 之前面對英國人，可說是無往而不利，每次都得到最終勝利。對一個正在撤退的殖民主義者而言，商貿是最大利益，遺下民主人權亦只是希望保護和延續利益。今天英國人在華利益得到充分「照顧」，便不會出一句話。可笑的，只是舞龍獅旗的人、誤把BNO當英籍的人。

不過，專政者今天面對的不再是英美敵人，而是自己的國民；更麻煩的是，香港人早已是化外之民，而化外之民還不是英美之民，用來對付外敵的「以我為主」手段，注定沒有可勝之道。

今天中共的對港政策，可算是一敗塗地。回歸之初，最少有十年時間，中央政府在港人心中的民望遠高於特區政府，現時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情緒，可說是歷史新高，還出現港獨之論，雖然只是情緒發洩的虛言，但甚有市場，且成為潮語，已經證明中共對港政策是如何的失敗。

今天擺在支持民主的人的面前只有一條路——只有抗爭，沒有對話。對於由第一代人物操控的泛民主派會起而抗爭，筆者沒有期望，只希望他們能堅定地否決政改任何提議，然後把精神放在培訓新一代民主派的工作之上。新一代的人不一定要更勇敢，但要更有智慧，能感動大多數港人起而行動；在全方位作出抗爭，任何事情只要有利對專政者施加壓力，就要去做，勿以善小而不為，一條全民抗爭的道路，必須依靠所有人在本身的位置上起動和參與。

相信很多人在未來日子會向「佔中」發起人多加責難，而那只是懦夫所為。「佔中」運動筆者過去年半時間大力支持，但從不樂觀，亦深明泛民由始至終都只是想利用運動「靠嚇」。兩位書生加一位牧師，沒有任何社運經驗，紙上談兵，搞出這樣的氣勢，比任何一個誇誇其談的社運小學雞單位都要成功。

按以往「社運從來不用成功、只須捧紅幾個社運明星」的傳統標準而言，「佔中」不是失敗，只是未成功，今天這刻也不會成功，但可以提供經驗以為後用。按傳統，我們還是要給自己、佔中三子一些掌聲。

至少，「佔中」運動迫使中共亮出底牌，港人早一點醒覺，早一點知道如何安身立命，願意抗爭的將成為新一代英雄；欺世盜名的、視民主為「產業」、抗爭只是演戲的、上位後找尋機會謀財自肥的、口講勇武有事發生躲得遠遠的人，應該受到淘汰吧！

筆者的角色是評論者，批評政治人物是我的天職，但泛民政客之中有那麼一個派別，就是專門以批評同路人騙取選票，這類人在全民起動參加抗爭之後，亦自然會受淘汰。大多數港人口講支持民主，行動上卻止於和平集會，再激的就不幹，依賴批評別人不幹而自我感覺良好。這還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崇拜一些民主戲子佬，明知受騙也不想想自己起動，這個心態必須改變，尤其是年輕一代。

當每個香港人都意識到必須起動參加民主抗爭、社會抗爭之時，民主是無得輸的。大家不應坐在家裏等待「佔中」三子的領導，還挑剔領導者的不足。前天、昨天，政團「人民力量」在市區發起數十車輛的遊行慢駛，心想也太資產階級了吧，但回想任何抗議活動，也必然有其星星之火的作用，這不是批評抗爭的時刻。

泛民一直追求團結和一致行動，這種思維今後要完全改變。爭民主的方法應讓子彈亂飛，各顯神通；主流那種硬是要大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說法，應該改為互相尊重，互不騎劫，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支援而不是互相矮化。

三十年前談論回歸之始，便有一個簡單的「民主回歸」說法，長期以來包括不同派別泛民有一共識，就是「中國無民主，香港亦不會有」。這一認知筆者依然認為正確，不因其倡議者紛紛走入建制或中方陣營，甚而成為專政者的打手而有所改變。近年興起的所謂本土論，是民粹的、膚淺的，拿到實用層面如何落實也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專政者今次選擇落閘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正是害怕香港先於國內發展民主而對國內產生影響而無應付的把握。單是這一點，就應該明白中港的命運是無法各自發展的。但落閘之後，香港多年來受壓抑的社會矛盾將連串爆發，筆者看不到專政者、特別是梁振英有何智慧可以化解。民主是偉大的使命，筆者說過已經準備再抗爭三十年，抱持悲觀主義的人，早點移民吧！

王岸然

陳惠容、黃和平﹕全民退休保障的7個疑問

【明報專訊】政府日前公布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研究報告，當中提及的多個退保方案引起社會熱切討論，尤其包括周教授老年金計劃在內的全民退保方案的可持續性，更成為討論焦點。








對於全民退保，坊間有不同論述，當中蘊含誤解或與事實有偏差之處，值得在研究報告公布後加以澄清與解釋，因為不論支持哪一種退休制度，政策討論應建基於事實，才能把真理愈辯愈明，促進社會為完善香港的退保制度早日達成共識。



一、隨收隨支制度容易破產？



隨收隨支是指現時長者的需要由現在年輕一代支付。現在香港大多數與長者有關的開支都是隨收隨支性質，例如長者去公立醫院看病，是由這一代人的稅款支付大部分成本。不論你喜歡與否，這些制度都將繼續存在，而隨收隨支制度穩健與否，關鍵在於供款與支款水平是否合理。



經濟學者分析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時，憂慮隨收隨支的融資方式是否可持續，他們多是預設收款支款必定處於不合理水平，而他們多數並沒有細閱這些方案實際的收支建議；他們或是認為收支建議即使理論上可行，但於實際執行時會因為政客叫價而步步高陞，使制度變得不可持續。如問題是後者，解決辦法應為尋求機制使制度不為短視訴求所挾持，而非本末倒置地從根本否定制度。



二、很多歐洲國家，如希臘因為搞全民退保而破產？



以希臘作類比根本並不恰當，希臘的退休保障制度分為基本退休金和與工資掛鈎退休金兩部分，現時主要是後者出現問題，出問題的基本原因是支付水平過高，市民領取的退休金甚至比退休前工資還要高（當初的淨替代率超過100%，經改革後，現時水平已調低），然而該制度與全民性全沾不上邊，因為只有工作年期足夠（最少15年）的市民才獲退休金，年期不夠的市民則一分錢也拿不到，結果是把財富從工齡短的市民轉移向工齡長的市民，並不公平。



現時民間倡議的全民退保制度，是每人領取劃一基本水平退休金，與希臘出問題的制度根本不能比較。如要比較，應與其他國家的基本退休金制度比較，如新西蘭的基本退休金，一般來說這些制度的收支狀况都十分穩定。



三、隨收隨支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不符世界趨勢？



隨收隨支制度現時仍是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主流，而個人帳戶制度多只是作為輔助性質。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多為發達國家），只有13個有推行強制性的私人退休制度。



綜觀世界，現時推行個人專戶制度為主導的國家，多是非洲、南美及前蘇共國家。而他們的經驗也不見得完美，即使被視為個人專戶制度國際示範單位的智利，於2008年其政府亦不得不承認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經驗失敗，而推出了隨收隨支性質的「團結退休金計劃」。



四、窮的工人要供款（或納稅），富的長者卻可領退休金，窮人無「着數」？



主流經濟學家或保險業者，分析退休制度的切入點，往往是以精算模型計算不同人士的供款與支款，再計算哪個制度對哪些人較為「着數」，但退休制度對市民來說，除了是一堆金錢數字，更是一份社會契約，當中包含對自身公民身分的想像。



此道理看似書生的高談闊論，但如隨便找一位基層街坊，尤其是窮得到老時一定合資格領取綜援的街坊，問他們情願有工做時供款，退休後拿退休金，還是希望一世不用供款，到老時拿綜援（假設領取金額相同）。雖則從經濟人的理性考慮，拿綜援更「着數」，但筆者相信大多數街坊會情願供款然後拿退休金。當中關鍵，是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想像。



五、如人人都可拿退休金，便不願為自己退休的儲蓄作準備（即有道德風險）？



與此推斷相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道德風險理論上較低。需審查的退休制度其實帶有負稅制性質，即是市民退休時收入或資產愈高，所得的退休金便會愈少，因此基本上並不鼓勵退休儲蓄，更不鼓勵退休後有其他收入（如繼續工作）。同樣道理，如子女的供養亦列入審查範圍，則亦變相鼓勵子女不供養父母。明顯例子是以現時綜援制度，如父母領綜援，子女給予父母的供養需全數扣除，結果有時基層子女希望給予父母一二百元零用錢以顯孝心，亦只有望之而卻步。



六、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全民退休制度將破壞此傳統？



新近有關退休制度的研究，愈趨強調退休制度需配合不同社會的經濟文化環境，有論者認為供養父母是中國傳統美德，把供養責任推給政府，並不符合國情族性。亦有論者認為，西歐的國家退休制度，是二戰後國家飽經戰亂，不同階層能團結一致下形成的社會契約，因此對香港並不適用。



然而，中國人照顧父母、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正是推行全民退保背後的文化土壤。隨收隨支式退休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讓有工作能力的年輕一代，支援沒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這與中國傳統敬老文化一脈相通，即使現時社會頗為分化，但當涉及長者的議題時，在大方向上仍能達一致共識，正是這種敬老文化的具體體現。



七、全民退保供款多少都拿一樣退休金，有違多勞多得精神？



多勞多得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原則，卻不是唯一原則。退休制度主要有兩大功能，一是確保退休後能維持原本生活水平，另一功能是確保所有長者退休後能有基本生活保障。綜觀不同國家的退休制度，前者多靠與薪金掛鈎的退休制度支持，即退休前收入愈高的人，他們付出的供款也愈高，退休後的退休金亦愈高。基本保障功能則是靠基本養老金支持，即讓所有長者大致領取劃一的養老金（部分國家會扣減富有長者的金額）。



因此，評議退休保障制度時，必須綜合分析所有支柱，香港的強積金大致確保供款較多的人獲得較多退休金，是多勞多得的制度。反過來說，強積金並沒有保障長者有最基本生活的功能，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綜援是保障長者基本生活的功能，然而社會現時的爭論點正是這些制度保障功能並不足夠。



總結



在此並不是宣傳一種退休制度比另一種制度好，社會有不同人士基於其利益位置與背景經驗，對制度有不同的分析與評價，而退休制度作為一社會契約，亦必然是不同社群在相互角力、爭拗、求同存異以及協商下得出的成果。然而，即使有爭拗，亦應以事實說明觀點，否則社會將不斷內耗，而社會政策亦無進步之日。



作者陳惠容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黃和平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

林行止：滴漏理論失效 貧富兩極深化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8-26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一、雖然有關統計無法做到絕對準確，但它對世人呈現了一個籠統也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的概況，那便是社會上最有錢的一群人〈泛稱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一〉所佔國家財富份額，與比其「窮」的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擁有財富的比較。以經濟體積最龐大且經常有學術機構更常見是民調組織進行這類「調查」的美國為例，於一九八一年，百分之一「有錢人」控制約百分之八的國家財富，低下階層一共有國家財富百分之十八；到了去年底，這種分布情況起了巨變，前者控制的財富暴升至百分之二十，後者的則急挫至百分之十二！

拉闊貧富差距的原因，數不勝數，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年在任〉及美國總統列根〈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年在位〉當政時，實施連串對富裕階級極之優容的財政及金融政策有以致之！讀者應該記憶猶新，在戴卓爾夫人上任初期，英國最高所得稅率為百分之八十三〈收入一百元納稅八十三元，納稅人實際收入〔take home〕只有十七元〉，戴卓爾夫人對之大動手術，先是把它降至百分之六十，繼之再減至百分之四十；列根上任時，所得稅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七十，他亦兩度推之壓之，先是百分之五十，進而降至百分之二十八。低稅率加上對經濟活動採取較其前任遠為寬鬆的政策，符合當年紅極一時的供應方面學派主張；而事實上這種「稅務改革」的確起了刺激投資、提高就業及增強消費的積極效應，對當年暮氣沉沉疲不能興的經濟，那真是一劑適時對症的良方。

可是，世上並沒有免費午餐，這樣做的副作用〈或後遺症〉是貧富的鴻溝愈來愈深愈闊，而賦予工商界及金融業以太大的自由，意味資本家能於最小約束之下，大展賺錢之所長〈換句話說，他們的貪婪天性有盡情發揮的機會〉，結果除了釀成創傷至今未癒合〈各國「量化寬鬆」未有了期〉的全球金融風暴。工商界為追求最大利潤；加上拜科技特別是電腦網絡及機械人日益普及之賜，提高了工作單元的生產力，資本家遂有裁削員工的空間，「人浮於事」的結果自然是薪金持續「下行」，受薪者的平均實質收入，比二十年前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受薪者指的不僅僅是非技術的時薪工人，管理階層的入息亦拾級而下，那意味作為「消費經濟」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亦是受害的群體。資本主義社會日趨不和諧，鼓吹政府加強消除貧富懸殊政策力度之聲盈耳，在美國甚至出現規模不小的群眾活動〈始於二○一一年九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至今仍在「發酵」，影響未衰〉！在這種背景下，主張對富裕階級「開刀」之聲響徹雲霄—不待皮格蒂那部顛覆現行經濟制度的巨構出版，法國總統奧朗德甫上台便把利得稅最高稅率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五；美國總統奧巴馬則不斷「吹風」，說要把已提升一點點的稅率，從現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九點六〈主要針對年入二十五萬美元的家庭〉；而英國首相卡梅倫，即使面對競逐連任的民意壓力，亦表示百分之四十五的稅率有提升的空間……。

二、賦予富裕階級更多優惠〈低稅率及解除對商業活動的部分管制〉，固然造成了貧富兩極尖銳化；同時，種下社會絕不和諧且有走向動亂風險的禍源，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亦帶來重大衝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顯學」的「滴漏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亦譯「下滲理論」及「 利益均霑理論」等，經過這二三十年來的「實驗」，證實行不通，對此經濟學界和政客已有共識，那從近今甚少人提及可知。此理論為發展經濟的旁支，這派學者認為「傳統發展模式」最終會出現「利益下滲」〈肥水流入別人田!?〉現象，那即是說，經濟繁榮旺盛不僅政府稅收大增，有的是錢的上層社會還會大事消費，巨額資金流入市場，帶動經濟發展，結果社會低層必然受惠—這種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大蕭條期的說法，於八十年代為與凱恩斯學派唱對台的經濟自由學派所援用，他們力主不可藉提高入息稅拉近貧富差距，認為讓富人更富便能澤及窮人，因為上層人家家肥屋潤，有錢人花天酒地做大豪客，他們窮奢極侈、盡量消費，遂產生肥水下流效應〈Richer members spending raise the realincome of the poor〉。這種「理論」之所本，不過是阿當．史密斯《原富論》中有關「徵稅會打擊投資意欲進而影響就業」，惟此為泛泛之論，卻被八十年代美國執政者奉為圭臬〈尤以列根的預算總管史篤民〔D.Stockman〕為甚〉。可惜事實證明富裕階級擁有愈多，等於中產階級被淘空而下層人民更窮困〈在實質薪金不增反減的條件下，中產及下層人民為應付生活重壓變得一窮二白〉，經濟學界〈如史特格烈茲二○○一年諾獎得主之一，〔J. E. Stiglitz〕〉及羅拔．法蘭克〔R. Frank〕〉早已把這種理論打入冷宮，美國「新發財」漢諾亞〈N. Hanauer，亞馬遜原始股東之一〉更在今年六月的《政客》〈Politico〉雜誌以《剷泥車向我們這些財閥衝過來》〈The Pitchforks are Coming... Forus Plutocrats. Pitchfork〔亁草叉〕香港不常見意譯為剷泥車〔推土車〕〉，從實際情況說明「滴漏理論」根本是幻覺。他說他的年入千倍於平均普通人，但過去數年他家買了三部汽車、一艘遊艇，他自己則買了幾件恤衫和幾條長褲……，換句話說，他年入並沒有為史篤民之輩所說大部分注入消費市場最終產生受薪者得益的效果！漢諾亞和他的同輩一樣，他們即使胡亂揮霍，數目僅及其入息的零頭，對經濟增長有如泥牛入海，並無太大幫助。另一方面，面對當前陰晴不定的政治局勢及經濟只有靠「量化寬鬆」才能撐持不致陷入通縮的窘境，富裕階級〈大資本家〉不會大量投資，這是大富豪大企業囤積大量現金在手的底因；這種做法理性保守，惟結果不問可知。去周五「瑞士信託財富管理」部門的一份報告指出，今年第二季美國企業的合併收購活動大增〈這充分反映在股市興旺上〉，那對經濟是一支強心劑，但不利提高就業率〈整合合併收購的必行步驟是裁員！〉，換句話說，此舉受薪階級無法受惠，僅對大資本家和股東有利，因而會加深貧富鴻溝，社會愈趨分化，勢所難免，這種發展，強化了富裕階層有剷泥車朝他們衝過來的隱憂！ 理財要有新思維．二之一

郭濟士:以國大使的強權出真理邏輯

明報  2014-07-24 A24 | 國際 | 國際評論 | By 郭濟士 以國大使的強權出真理邏輯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德爾默（Ron Dermer）日前發表演講，揚言以軍已對哈馬斯展現了「難以想像的自制」，足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內容的確「嘆為觀止」。哈馬斯連日所發射的火箭炮，雖然導致兩名以色列平民喪命，但威力遠遠不如以軍炮彈，是鐵一般的事實。可是在德爾默眼中，原來哈馬斯的火箭炮攻擊，竟可跟當年納粹德軍猛烈轟炸倫敦導致逾4 萬市民死亡、超過10 萬幢房屋被毁相提並論，反觀以軍過去兩周攻擊加沙導致逾630 名巴人死亡（當中很多為平民），卻屬於「克制」。這種「想像力」，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外使文宣反擊人權組織批判

面對國際人權組織的批判，以色列當局近日正發動一眾駐外使節展開文宣反擊，德爾默不過是其中之一。針對美國人權觀察本周發表報告，指控以軍最少8 次在沒有哈馬斯戰士藏身或設有軍火庫的巴人地區，向平民發動攻擊、違反國際法，德爾默在另一場合就強烈否認，還聲稱人權觀察所作的，不過是小丑法庭式的不公正審訊。至於以色列駐加大使Rafael Barak 則在加國報章撰文，強調他們只是為了「確保本國公民能享到他們應得的和平及安寧」而作戰，他們的作戰對象是哈馬斯而非加沙人。在德國，以色列大使Yakov Hadas-Handelsman 也接受當地傳媒訪問，強調問題是哈馬斯拒絕停火，以軍對付哈馬斯「別無他法」；他同時還撰文，談到近日歐洲湧現的反猶浪潮，形容猶太人最近在德國街頭被攻擊和侮辱， 「彷彿回到1938 年（納粹時代）那樣」。

儘管西方民間批判以色列的聲音甚響，但在政府層次卻是另一回事。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便重申，以色列「有權自衛」應付哈馬斯火箭攻擊（但自衛權利包括攻擊巴勒斯坦平民嗎？）；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向以國總理表示， 「無保留地譴責針對以色列的火箭攻擊」（但卻從沒「無保留地」公開抨擊以軍使用過量武力）；法國總統奧朗德在促請以國「有需要防止暴力升級」之餘，亦明確表示在哈馬斯火箭攻擊下，法國與以色列「團結一致」，認同「以色列有權採取所有手段『保護人民』」；加拿大駐以色列大使也透過社交網站力撐以色列，又說這不過是反映加國總理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西方政權力撐以色列「自保」

多個西方國家一邊譴責哈馬斯火箭炮攻擊，一邊卻迴避抨擊以軍對加沙地帶的不成比例攻擊和殺傷平民，到底他們有多公正持平，明眼人當然心裏有數。正是由於西方政府這種態度，促使一些國家的民間團體和政界人士，要求政府加強向以色列施壓，例如發起驅逐以色列使節的運動，以及呼籲制裁。在愛爾蘭，有團體發起網上請願，要求趕走以色列大使Boaz Modai 並即時召回駐以大使，希望官方能向以色列政府發出清楚信息，即以軍的攻擊行動不容於國際法；都柏林市議會也通過動議，要求愛爾蘭政府推動向以色列實施軍事和貿易禁運。在挪威，有團體也要求挪威政府驅逐以色列大使並頒令制裁，而在南非開普頓，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亦要求當地以色列大使執包袱。

「奧巴馬能為何以軍不能？」

當然，以國駐美大使德爾默等人會否聆聽這些民間呼聲，的確是一大疑問。德爾默在演講中便將反對以軍攻擊加沙的示威者，藐視地稱為「道德傻瓜」，還說「有朝一天，當以色列所有敵人都被打敗、所有道德傻瓜都被迫收聲，人們屆時回看，便會驚嘆這個全球最受威脅的國家，如何總是堅守其價值」。這番話充分反映，德爾默信奉的就是軍事強權出真理，只要能打敗所有敵人，道德批評聲浪便會消失。也許德爾默心想，連經常派無人機轟炸別國的奧巴馬都可獲得和平獎，為什麼以軍就不能獲獎？

財富世襲貧富兩極 避免革命應徵高稅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8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七、皮格蒂為「 手上財富」(e x i s t i n g w e a l t h 或outstanding investment)即資本年回報及經濟增長的關係定下一個「 程式」，前者以r標示，後者則以g為號。這個r，代表「資本」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衍生收入；g則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年收入(income)或經濟產量(output)。「資本」收益長期大於經濟收益(他的推算為五比一強)，遂成為貫串本書的r > g即「資本」收益大於經濟收益的主題。在現行社會制度尤其是稅制不變的前提下，廣義的有錢人(有餘資收息及收租的所謂「食利者」〈rentier〉)便「富者愈富」(thewealthy get wealthier)，窮人未必愈窮，惟窮人收入增幅遠遠追不上富人入息的增幅，結果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令有心人擔憂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因貧富兩極愈走愈遠而出現因階級矛盾惡化釀成社會「不和諧」，這正是皮格蒂絞盡心力要把兩極拉近的原因。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收入的r > g 令資本主義制度可能面臨重大衝擊，有利財富累積「富者愈富」的時代帶來社會不公平，而助長這種現象形成的另一項重要元素是「長嗣繼承」(primogenitary)，這是大部分國家行之有年、可說自從盤古父系社會確立以來的傳統(原因為「古時候」土地是主要財產，土地若不斷分割〈分給子孫〉，不出八代十代，一個大地主便變為無數小地主，等於大富之家變為無數中產家庭。那當然是深明大富家族有政經優勢的族長不願見的發展)，在上層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ies)，這種情況尤為顯著。那即是說，只有長子嫡孫才能繼承家族(全部或大部分)財富，也是貴胄閥閱之家保持世世代代財雄勢大顯赫家風的有效安排。我國(包括大部分香港豪富)傳統上的各房子孫在族長謝世後按輩份分家產，那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並不流行。

在繼承家財上有絕對優先權的長子嫡孫，他們對家族唯一「應盡的義務」，是必須想盡辦法保住這筆家產，使其不致萎縮同時憑其收益(利息或租金)便能過如父輩般的好日子；而他們「應盡的任務」，則是把這筆原封不動或有所增加的財富傳給下一代……這種代代相傳等於上代無償送給下代的「制度」(entails)，在不少國家(尤其是英國)，迄今未衰。皮格蒂在本書第三卷「結構性不均」中舉了不少「小說家言」，以說明這種制度早已存在，如大家熟知的英國作家珍．奧斯汀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前者的《理性與感性》、《曼斯菲爾德莊園》和《勸導》及後者的《高老頭〈Pere Goriot〉》)，對此均有生動深刻具體而微的描述。在這些小說中，收入(income)指的不是薪酬(即不是憑勞力腦力獲取的收入)而是家族產業(如耕地)的租金(亦稱不勞而獲的財富〈unearned wealth〉)。這種現象不僅僅見諸英國維多利亞和愛華德及法國拿破崙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諸國俱如此……

歐洲封建皇朝對貴族家產的保護，香港讀者不大熟悉的法國似乎最「離譜」。皮格蒂指出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九年)後，法國政府所以負債纍纍的其中一項主因，是「賠償財主在大革命中的財物損失」。當暴亂發生時，地主階級逃離家園避難，不少佃農、農奴棄鏟而起，成為暴民，打家劫舍固不待言，他們「脫產」還導致莊園被毀、財物被盜、土地失收，這本是大革命必然出現的人禍，但拿破崙三世政府在貴胄地主的聯合壓力下，竟然對他們作出「以十億法郎計」(emigres billion)的賠償，藉以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可算是最典型的皇貴〈官商〉勾結)，當年國庫空空如也，政府只有高息舉債……。《財富》並未列出具體數字，只說單是賠償金額的利息支出便約為當年國家收入(National Income；其時尚無ＧＤＰ)百分之二！在這段時期，皮格蒂根據「遺囑文件」的統計(probate data)，顯示巴黎屬「富裕階級」(wealth hierarchy)的人數從大革命剛過的一八○○—一八一○年有百分之十五驟增至一八四○—一八五○年的百分之三十。這些人佔有全國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財富！

和法國一樣，大部分西方國家的財富分配都循r > g的程式運行！

八、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 一九一九年)、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高稅率、高通貨膨脹率和戰火摧毀了大量財富，意味不少富裕階級有巨大損耗，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民智漸開、政治制度民主化，財主已失去拿破崙三世時期向政府「索償」的可能)。戰後特別是二戰後，美國勃興、歐洲重建以至日本崛起，帶動全球大部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平均收入大增(當然有資本家希望工人成為其產品消費者的深意而給他們加薪)；加上二戰後心智開明傾向保護受薪階級權益(最明顯的是工會勢力大盛)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思想，紛紛進行稅務改革、實施這樣那樣的福利，這種發展對富裕階級不利，不在話下。財產損失及高稅負，令戰後至八十年代初葉約三四十年間，「資本」收益增幅遜於經濟增長的收益，那等於財富不均情況稍有改善。

這種現象，正是有「國民所得之父」之稱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七十年代初期筆者譯其名著《現代經濟成長》〈Modern Economic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時用庫茨內斯的譯名，他於一九八二年獲諾獎時，台灣學人譯之為顧志耐，極佳，遂貪新忘舊)把之「歸納」為「顛倒Ｕ形曲線」(Invented U curve亦稱Kuznetscurve，其圖象與「拉發曲線」相近)，顧志耐認為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貧富的差距大幅收窄。統計數據顯示，百分之十的富裕階級所擁有的國民收入，從佔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下降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期初(early stages of industralization)，得益的只限於高收入階層(如工廠東主、決策層及地主)，受薪者所得有限(僅堪溫飽)；經濟持續上升，產生水漲船高即全民(指就業人口)分享較多經濟成果，結果拉近了貧富的分際(以圖像示之有如顛倒Ｕ字)。顧志耐的看法正確，卻嫌不全面及缺乏「歷史感」；皮格蒂的分析便較深入，他指出期內貧富差距縮窄的主因是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古之所無今仍未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

無論如何，在這段期內，經濟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就業市場供不應求及工會的力爭；加上有或多或少的「免費午餐」，令受薪者分享了較大一份的經濟餅。非常明顯，這是受薪階級物質生活改善最快的日子，人們不但溫飽無憂，擁有現代化的家庭電器用品，電視機吸塵機洗碗機空調機一應俱全，汽車從奢侈品降級為家家供得起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有了更多的閒暇意味有時間「享樂」(服務業因而蓬勃起來)，自置物業熱潮亦由此而起—自置物業，成為有產階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直至二戰前，是受薪者想亦不敢想的「豪舉」，那即是說，在那段時間，置業是受薪者的「妄想」！

‧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三

林行止

林行止：錢賺錢遠勝勞動所得 富者愈富種動亂禍根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7 A18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四、《財富》出英文版之前，皮格蒂在法國，肯定非如今日在歐美般是家喻戶曉的名字；從他的簡歷看，你可以說他是神童，但說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正確─一九九三年他二十二歲便獲「 倫敦經濟學院」〈 ＬＳ Ｅ〉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其論文正是研究「 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同年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ＭＩＴ〉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至一九九五年辭職，加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ＣＮＲＳ〉為研究員〈他認為在祖家工作更能發揮所長〉；二○○三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經濟學院」〈Paris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且於二○○六年被委任為校長，但上任不久，便為出任當時競選總統的社會主義健者Segolene Royal 〈現政府的生態、持續發展及能源部部長〉的經濟顧問而辭「官」；二○○七年起回校擔任教授兼任法國社科高級學院〈ＥＨＥＳＳ〉總監至今。

二○○一年皮格蒂出版一本分析百年來〈從一九○一年至二○○一年〉法國高入息變化的書，引起研究相關命題學者的興趣，結果是牛津學者艾京遜〈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萊任教與他合作研究相關問題多年的法國學者賽伊〈EmmanuelSaez〉，分別搜集美國及歐洲數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而且年期遠至十八世紀，由於成績甚佳，結果他們成立了「世界高入息資料庫」〈The World Top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龐大資料庫的統計數據，終於成就了︽財富》這本轟動學界政壇而對其所論毀譽交加的專著。

應該指出的是，︽財富》所援用的數據，絕大部分是從地方政府以至商會之類的民間組織及教堂檔案翻查而得，頗費工夫卻難免有疏漏；而由於資料來源多元，蒐集的方法並不統一，這些瑕疵為學者專家所詬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先進」國家政府相繼進行「戶口調查」〈Household Surveys〉，有此現成統計，省卻了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許多麻煩，可是，他們卻認為政府的統計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間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實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這類收入階層，適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對於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貧富兩極的學者來說，他們最需要高收入家庭的相關統計卻付之闕如〈next tozilch〉，那意味缺乏對貧富兩極家庭的經濟情況作出比較的資料。為了彌補此一缺失，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動手，他們設法取得法國和美國「百分之一」家庭的報稅表，對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論「百分之零點一」〉的收入與低中階層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闊……。皮格蒂的發現，彰顯了二○一一年九月至十月美國「各界人士」佔領華爾街，並向全球發出拉近貧富懸殊呼喊的公義性！

五、筆者「滯後」寫本文的一項「優勢」，是有機會拜讀皮格蒂對指摘他的統計資料及「方法論」〈所用以比較相關數據的方法〉有毛病的回應。五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據皮格蒂貼在其個人網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駁︽金融時報》大張旗鼓「指控」他種種疏漏甚至錯誤的長文，筆者以為他的辯解不無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時報》的論點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無的放矢。舉個簡單例子，關於英國的「財富不均」，皮格蒂用的是「稅收報表」〈TaxReceipt Data〉，得出「百分之十」有錢家庭擁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財富；︽金時》據「全國性調查」的資料〈National Survey Data〉，同一批人只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四財富……。究竟哪種數據較可靠？非常明顯，皮格蒂所用的數據較貼近現實，因為富裕階級傾向以不盡不實的數據填寫調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統計部門的調查〉，「少報」對他們並無害處，「如實道來」卻可能不利，以他們的收入也許「太多」，而這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當局可能調查這些龐大資金是否從非法途徑如逃稅漏稅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們的「自報」〈self-reported〉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隱蔽財富〈「報細數」〉是富裕階級的傳統，在私人場合「炫富」是另一回事。

︽金時》的批評，當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為筆者認同，比方說，皮格蒂只有英國、法國及瑞典的資料，便說成是歐洲的情況，這當然不周延；此外，若干統計，皮格蒂未予「加權」〈Weighted〉處理，確是疏忽。但這類小錯不致影響︽財富》的主題─社會財富不均的情況有「復古」回復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嚴重情況！皮格蒂用了不少篇幅支持何以他在︽財富》中展示的數據具較高可信性，最後反問，如果︽金時》的說法正確，那麼，英國便是「歷史上財富分配最平均的國家」〈Most egalitarian countriesin history in term of wealth distribution〉。這有可能嗎？答案顯然已寫在牆上。

六、皮格蒂指出在發達〈已開發〉國家，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點一」〉手上，他們賺錢〈聚財〉能力這麼高，皆因擁有資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專利費以至資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這漫長的兩、三百年間，上述這類「資本」回報率，大部分時間都高於經濟增長率，那等於說坐擁「資本」者的收入，「注定」高於出賣腦力和勞力的人！這種情況較明顯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法國〈尤其是〉和意大利，所以如此，皆因為這段期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遠遠落於「以錢生錢」〈用皮格蒂的話「Money tends toreproduce itself」〉的營生，當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國。

皮格蒂蒐集的多國數據顯示，在十九世紀，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報在百分之四、五之間，二十世紀的租金〈住宅、工商物業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債券孳息從十九世紀至今，大多時間徘徊在三至五厘左右；而證券年收益〈股息加股價未除稅〉大概溢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範疇……。他因此判斷在那兩、三百年，「資本」回報的平均數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明顯較為和緩，入息與經濟掛鈎者便遠遜。︽財富》的統計顯示，在一七○○年至二○一二年這三百餘年間，全球的人均國民毛產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點八；雖然工業革命成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令二十世紀的人均ＧＤＰ有較為可觀的增長，但長期趨勢向下，十分明顯，比如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經濟平均年增長百分之四、一九九○年至二○一二年已降至百分之三點五，看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如樹獺爬樹，費盡氣力才有「分」進〉，他預期二○三○年至二○五○年有關增幅跌至百分之三，而二○五○年至二一○○年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點五〈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為科技不易再有突破〉。從上述兩組數字看，經濟增長的收益遠遜「資本」回報，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以︽財富》的理論架構，皮格蒂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製造了社會財富兩極化，換句話說，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一地一國的經濟政策關係不大。‧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二〔之一刊六月五日〕

林行止：劫數當年誰作孽 政改罡風廢真身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1 A18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一、近日香港社會沸沸揚揚，出現一次又一次可能進一步便危及治安的群眾躁動，那是筆者—相信亦是大多數港人—深以為憂的新形勢。

過去一直由支聯會主辦，每年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雖然台上偶有動人心弦的激昂演說和經常令人動容的呼籲，亦有牽動港人哀思憤怨的紀錄片和樂聲；然而，席地而坐、手拈小燭的與會者，他們那份壓抑喧鬧的平靜，矜持地流露出一股凝視歷史的心靈意志。大家從介入六四境遇到置身回歸後的政治現實，悼念死難者，緬懷海內外民運人士的際遇，人們也期盼中國政府對全國人民的生存權利和自由意志能夠更為尊重並加維護。那是經歷「六四風波」後年復一年的警惕和心願！當前中國大地，只有港島維園，是唯一能夠讓人免於恐懼、依法守序而又體面莊嚴地舉行如此大型紀念六四集會的「淨土」。支聯會作為主辦機構，應該得到港人的支持和敬重。自從去年香港多了一個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舉行的六四晚會，第一年由網民發起，今年則由「普羅政治學苑」和「熱血公民」聚眾，雖然名義有別；然而，這兩次年度集會的帶頭者，都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和利用網絡廣播可以口沒遮攔而把此一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黃洋達。

黃毓民和黃洋達主催的六四晚會，以另樹一幟的姿態亮相，他們鄙棄維園集會流於形式，他們鼓吹的是不要歌聲，改為高呼「打倒共產黨」的吶喊；他們又不要燭光，代以焚燒中共黨旗的火光，連「平反六四」的呼籲，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成「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就連散會亦不是各自星散，而是千百民眾一起朝同一方向「前進」（上周三是操往廣東道），沿途高聲叫囂「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在統屬中國的土地，無論多麼放任自由，旁若無人地當眾高呼中共倒台，以香港向來連電影檢查亦會在不觸犯內地政府敏感反應上設限，流（氓）氣地藉紀念六四活動肆意反共抗中，顯然不像一介香港良民應有的法度和態度，更何況這些人的反共聲浪雖然很高，本土意識的鑼鼓亦敲打得震天價響，可是實際點看，都是亂港有餘、抗中反共不過是絕對無能無策的虛招，以他們同時大力貶抑支聯會及衝擊民主黨派之不遺餘力，當中可能有「扛着紅旗打紅旗」的影子，那顯然是很多人不會感到多餘的揣測。

從一九九○年至今，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晚會，充分顯示出香港之可貴。政府沒有因為主權回歸、奉承北京而對紀念活動橫加阻撓，讓與會的港人能夠繼續合法地享有集會的自由和空間。大會的秩序與氛圍，支聯會的安排固然應居首功，但是更重要的是參與期間民眾的克制守分，他們雖然抱着難過的心事和憤懣，卻無言過其實的衝動和造作，更不存在誰死誰活的敵意與暴力。一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是不少港人聚在一起「約會」集體記憶裏的劫難，以永不忘記為堅定信念的防線，從傷心的歷練和無奈中振作，毫不妥協地為社會復康而積極生活。燭光烘托出港人迷津造景的良善祥和。兩相比較，尖沙咀晚會的場景及其傳達的訊息，便顯得惡形惡相、暴戾不羈，那是民風兇狠的不祥徵兆。

二、除了紀念六四活動出現「激動暴躁」的聲音和人事，以年輕人為主，為爭取普選或不同政策的名義到立法會、到研討會會場、到政府機關抗議示威「攪局」的活動，亦一周數起，可惜多數是霸氣用事，完全忘卻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禮貌和尊重，敗壞社會倫理，完全沒有議是論非的空間，這樣一來，再正義的初衷和動機，最終只會淪為胡來盲動的幌子。

「六四風波」二十五周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警方的統計稍微低於十萬，主辦者支聯會的數字超過十八萬。過去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人數多在三五萬之間，逢五逢十的「大日子」，人數上升，十周年是七萬，二十周年在六萬二千（警方數字）至十五萬（支聯會數字）之間。由此看來，上周三晚的集會，姑勿論人數為近十萬還是二十萬在望，都是歷來的最高紀錄；至於尖沙咀的六四集會，規模當然不能與維園相提並論；然而，與會人數從去年的不到千名增至今年大會宣稱的七千多，亦可看到聲勢在不斷擴大的事實。

以維園與尖沙咀兩處悼念六四集會人數都上揚看，誰都能夠意識港人並未淡忘「風波」之餘，群眾對中國一直迴避事件及其衍生的種種不是，未因中國的崛起而淡化；相反，對中國政府反感與不忿的港人明顯增加。此中原委，當然亦反映大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管治不濟、中央高調介入香港選舉的不滿。香港民情激動、趁機抓住機會宣洩胸中塊壘，是包括北京在內的有關當局不能不正視的現實。

二十五年前中共內部政治路線之爭，禍延和平示威的群眾，最高領袖命令向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使用與事態嚴重性絕不相稱的武力，射殺了為數不少、包括一些未曾參與廣場靜坐的過路人。「風波」本末，沒有檢討得失關鍵，沒向死難者家屬致歉賠償，亦沒合理看待一班原本愛國甚或愛黨的大好青年，使他們長期回不了國，有家歸不得！簡而言之，六四後中國除了堅持經濟開放對了頭，對「六四風波」繼續遮瞞事實，不作公開解釋和檢討，是使人難以釋懷的。

三、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本月八日對香港傳媒說，「佔領中環是反華力量圖謀篡奪特區的管治權，有必要時中央可以宣布戒嚴，進行干預。」他的言論使人想起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發生前個多月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早早便把天安門廣場上和平靜坐的青年學子和工人群眾定性為「動亂」；而「反對」的力度在「旗幟鮮明」的光照下，結果是坦克隆隆、槍聲卜卜，流血傷殺而不知其數。如今周南雖不是朝上權臣，可是他對「佔中」的視角，與當年「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可有分別？

國務院昨天上午公布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本報網站第一時間分段刊出全文；「白皮書」最令人矚目的是指出「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權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８５２郵報《及時指出「有關說法，早在二○○七年，當年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趁》基本法《在香港實施十周年提出」，事實確是如此；筆者當時以》我作主子你當家！《（收台北遠景社》資源吃香《）為題的評論作回應，認為「香港回歸等於香港人喪失政治權利」、「香港將成為中國的悲情城市」。結論是在香港從政，「一旦觸動涉嫌『犧牲一國』的底線，政治活躍分子將要付出代價，而這是機會成本很大的大部分港人所不願承擔的」。這點「預測」，看爭取「真普選」全面起動風起雲湧之勢，是不準確的。

地緣因素令北京對香港能夠予取予攜，只是如此一來，香港不僅對台灣的「示範單位」作用盡失，且成為台灣的「反面教材」。在統一問題上，台灣必會愈走愈遠！

「白皮書」對香港爭取普選的各方力量，尤其是以符合國際標準為依據並有對外進行游說能力的少數港人，已被說成逸出合乎香港情理，涉嫌與另有圖謀的外國勢力連氣連勢、滙合成一股來意不純的抗中力量。北京如果對港人「亂針繡萬象」的情況不加理解，把視角偏狹的成見進一步加深，甚或轉化為敵視，香港必將淪為有理說不清的地方，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一輩從困頓中反彈，那將難以想像和駕馭，而慣於一黨操控的北京，對民主選舉須有前期協商並有把握後期結果的思路，全不了解亦不接受；「佔中」行動因為要求公民提名而可能流血，已不是不能想像的荒謬……。想不到一九八九年北京定性「廣場示威」為「動亂」還未知究竟，四分一世紀後的香港政改，又因取態分歧而面臨前所未見的社會危機！ 燭光的省思．二之二

黎則奮：真假普選對決要表態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04 A14 | 時事評論 | 政治經濟學 | By 黎則奮

踏入6 月，本港的政治氣氛隨着酷熱夏天的到臨升溫。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六一」大遊行的人數創出五年來的新高紀錄，衝破三千人的關口，證明經歷四分一世紀，港人對歷史慘劇仍未忘懷，人心不死，以實際行動打破一切抹黑和唱淡的言論。如果估計無誤，今年出席維園燭光晚會、普羅政治學苑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的集會，應會創出新高紀錄。

原因很簡單，「六四」遊行集會雖然是八九支援北京愛國民主運動的延續，但從一開始，亦與本港的政經局勢緊扣在一起。二十五年來，隨着本港政經形勢的起起伏伏，參加悼念「六四」的遊行和燭光晚會人數有增有減，卻與大陸和本港的政局變化成正比，可說是政治寒暑表。如果大陸和香港政經局勢相對平穩，出席「六四」活動的人數便有限，「六四」遊行人數約在一千人上下。倘若政局轉壞，「六四」活動參加人數尤其是「六四」燭光晚會便會顯著增加，緊接着的「七一」大遊行更勢必踴躍，可說屢試不爽。

主要的原因，是港人擅於表態，每每在關鍵時刻，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清楚表達自己的意願，這與政黨政客領導能力的強弱無關。恰恰相反，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泛民的領導能力每下愈況，甚至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但只要社會矛盾客觀存在，有人搭建平台，聰明的群眾便會自動集結力量，向當權者施加壓力。從反高鐵到反國教，以至支持DBC復播和港視發牌，過去十一年來，所有大型的遊行集會都非由傳統政黨政客組織和發動，而是民間的新興力量自發；一代人退下了，又有另一代人冒起，源源不絕，生生不息。

2012年政權易手，香港進入「幹部治港」年代， 4 月1日即有一萬五千人上街遊行抗議，高呼打倒仍未上台的梁振英。2012和2013年的「七一」大遊行，都有超逾四十萬人上街，說明港人並非政治冷感和無知，在需要的時候，一定會站出來表態。

梁振英上台兩年，劣績斑斑，梁班子固然醜聞不絕，此起彼落，香港禮崩樂壞、日漸褪色、走向敗亡，更是有目共睹。普羅民眾看在眼裏，滿腔怨憤，在烈日當空下，只會更加高漲。

儘管泛民領導無能，建制民主派更是無心無力，客觀上發揮了維穩作用，但絕不表示社會深層次矛盾便會消失於無形。佔中行動由一介書生提出，瞬即成為社會焦點，集結社會上大部分政治活躍分子，在「左」右夾攻以及核心領導連串失誤甚至喪氣下，最新民調顯示堅定表示支持和參加佔中行動的人數依然絲毫不減，說明人心所向，即使領導不濟，也不代表運動會自動結束。

其實，特區政府所謂「有商有量」的假諮詢，絕對騙不了大多數港人，因為林鄭月娥領導的三人小組還未遞交報告，已明言第二輪諮詢，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三軌制都不會予以考慮。這種明目張膽強姦民意的言行，加上兩大律師公會表態提名委員會提名必不可少，雖然促使過半數受訪民眾同意提名委員會提名，但不等於接受篩選，倘若政府未來提出的方案完全不符國際標準，違反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廣大市民一定不會接受，屆時就是社會矛盾總體爆發的時候。

因是之故，佔中三子最新提出在六二二電子公投，除就三個普選特首方案表態外，加入一條問題，要求民眾同時表決是否接受政府未來提出的不符國際標準的方案，實不失為聰明的做法，也說明經過多番政治實踐和折騰，書生論政的秀才造反，終於也找到推動政治運動的竅門。

新增了提問的六二二公投，在性質上已再非三個方案的選擇，而是真假普選的對決，投票結果對立法會議員也有一定道德制約力。這一點不少港人都可清楚看到，即使接受現實、願意妥協、不支持公民提名但要求落實真普選的普羅大眾，亦會明白今次公投的政治意義，相信投票的人數應比佔中三子原先的保守估算為高。事實上，政治運動每每出人意表，兩個星期前，誰也不會料到遠比港人更溫和、反對派力量更弱小的澳門可以平地一聲雷，數天內先後有二萬人遊行和七千人包圍立法會，結果迫使澳門特區政府撤回《離保方案》。因此，只要相信群眾，不低估群眾力量，即使政治領導再不濟事，甚至各據山頭，各自為政，仍然有機會創造奇蹟。

未來的一個月，是香港群眾動員的時候。「六四」要集會、六二二要投票、「七一」要上街，是香港人就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因為你支持的不是支聯會、不是佔中三子、不是民陣、不是任何政治組織，而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活於斯的香港。

黎則奮

堅守立場共識毋懼深入虎穴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3-19 A22 | 時事評論 | 政治經濟學 | By 黎則奮


中共的統戰手段，軟硬兼施從來都是慣用伎倆。另一個常用策略，則是所謂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務求集中力量，在最短時間內把最強的對手擊倒；跟着就是重施故伎，逐個擊破，最終把敵人全面瓦解，徹底潰敗。歷史上這些例子不勝枚舉，只是人們永遠不會汲取歷史教訓，每每重蹈覆轍，錯完又錯。

2010年的政改，泛民的溫和派已經上當一次，吃了大虧，付出的沉重代價，就是艱苦經營二十多年的民主陣營出現空前分裂，一分為二，其一支持以民主黨為核心的普選聯倡議的改良方案；其二則參與五區變相公投，用群眾力量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加壓力。自此，泛民內部的爭拗從未止息，還愈演愈烈，終造成今天四分五裂、各懷鬼胎的局面。

五區公投投票率偏低，不能算是成功，但也不是全然失敗，至少五十萬人出來投票，支持反對派重返議會，證明抗爭路線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另一方面，民主黨雖然附和建制派標榜政改改良方案「成功」，令本港政制民主化向前跨進一大步，但卻前言不對後語，沒有貫徹始終，在今次政改上繼續主張立法會於2016 年增加十個議席，地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議席各增五席，以便按照其所謂「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理論，屆時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會超逾三分之二，有利通過民主普選特首的方案。事實充分證明，所謂溫和民主派只是機會主義的政客，沒有堅定的信念，因而經常左搖右擺，進退失據。

今次政改，已經沒有分裂本錢的泛民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不得不再走在一起，組成真普選聯盟；幾經辛苦，勉強達成所謂「三軌制」的共識，以為可以做點實事。殊不知甫提出已因民主黨不同意「公民提名」為缺一不可的條件而幾乎釀成分裂，如今面對兩會後中共軟硬兼施的攻勢，亦不知所措，似乎忘記泛民理論上已在政改問題達成共識，足以成為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周旋到底的籌碼。

平情而論， 「三軌制」缺一不可已足以滿足各路人馬，包括建制派、政黨和獨立人士的政治要求，保證任何有意願和符合資格的人均有參選機會，完全符合國際標準和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原則，只要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予以確認，民主普選特首便可真正落實。

不過，兩會期間，負責掌管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連番說話，提出所謂「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原則，已經明確表明中央心目中容許香港實行的普選，並非國際標準和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而是必須滿足中央政治要求的篩選。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得清楚明白，中央要預知選舉結果，不希望普選「爆冷」，所以擁有實質提名權的提名委員會的政治任務，就是確保非「愛國愛港」和中央不接受的人不能成為候選人，要把他們篩走。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更索性質疑普選的意義，認為普選只會添煩添亂，產生的特首之認受性，不一定比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為高。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踢爆政府內部亦有人不希望普選成功，矛頭所指人物呼之欲出，還不是梁班子內的死硬派，以鬥爭製造亂局，渴望維持現狀，企圖繼續以小圈子選舉爭取689連任？

在一片高壓的氣氛下，中央突然伸出橄欖枝，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名為參觀上海經濟發展，實質是借機安排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商討政改方案；一眾泛民議員頓時方寸大亂，不知如何應對，基本上進退兩難，擔心去與不去都可能政治失分，受人非議。

其實，去與不去反而並非最重要的抉擇，關鍵是泛民能否堅持共識、堅守立場。須知道，現時中央和特區政府不但表明不接受「公民提名」，連「政黨提名」也不予考慮，甚至提名委員會若干委員提名的候選人，亦不符《基本法》和人大常委員決定的規定。如果根據報章已刊登的最保守方案，提名委員會將以全票制投票，候選人必須獲過半數提名委員會支持，那麼以為可以憑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入閘」的泛民候選人，以至中央不屬意的建制派候選人，一樣沒有參選機會，本質上和實質上根本與過去的小圈子選舉無異，只是多了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黃袍加身」而已。

明乎此，以為排除「公民提名」、不惜違背民意便可討好中央的香港民主派，尤其是民主黨，不要再對中共心存幻想了，只有洗心革面，懸崖勒馬，重新站到人民的立場，堅持「三軌制」缺一不可的共識，堅守立場，才可有望與中央周旋到底。

那末，去與不去上海已無關宏旨，上海行是「請君入甕」還是「深入虎穴」，端視泛民如何向公眾申明立場，清楚交代。

黎則奮

「未來基金」七大疑惑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3-22 A15 | 時事評論 | By 羅盛慕嫻 陳復新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出，政府曾於2003年沙士前預見經濟困難而放棄部分大型基建項目，結果影響往後的經濟，因此，他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議以土地基金為基礎，加入每年盈餘的一部分，設立「未來基金」，在將來即使因勞動人口減少、人口老化等因素而帶來的結構性赤字，仍有足夠資金應付大型基建項目；他同時指出，「未來基金」屬於非經常性資金，不會用於恆常開支。

「未來基金」不是新概念，在新加坡、澳洲、歐美等地已一早成立，將來用於人口老化、退休保障、醫療設備和發展等用途。以澳洲為例，她於2006 年成立的「未來基金」，至今累積的本金和投資收入總和已是投入本金的1.5倍。

至於其後的「長遠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也指出，若政府於下一個財政年度設立「未來基金」，以土地基金現有的2000 多億元為基礎，並把每年財政盈餘的三分一撥入基金，如每年的投資收益達5%，十年後基金便可滾存至5000 億元。

畢竟，現在負債較高的國家如西班牙、希臘、日本等，也是由人口老化、退休金、經濟低增長等問題形成。香港政府邀請專家評估未來二三十年的開支增長，未雨綢繆本來無可厚非，但報告指出，假若在衝擊情況下，財政儲備最快可能於2021╱22 年用盡。這項估計的確令人毛骨悚然，但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即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只有2%？隨着周邊國家╱地區的競爭愈趨激烈，既然香港坐擁龐大儲備加上連續十年也錄得盈餘，在現有雄厚的財力下，香港是否應採取更進取的態度，好好利用這些資金大力發展經濟，增加競爭力？

再者，筆者認為設立「未來基金」前，以下問題必先解決，以息市民的疑慮：

一、「財政儲備」與各項基金的定義和用途。「財政儲備」、「土地基金」、「未來基金」，三者有什麼分別？為什麼財政儲備不可作未來用途？

二、其他財政儲備基金。政府現時考慮只把財政儲備內的「土地基金」撥入「未來基金」，要設立此基金，我們可否研究把財政儲備內其他未有特別撥備或明確用途的基金撥入「未來基金」，藉以增加「未來基金」的基礎，而毋須動用每年的盈餘再作撥備？

三、釐訂用途。曾司長指出， 「未來基金」可用於基建項目，但「長遠計劃工作小組」成員則指基金可用於其他用途，政府須進一步研究並進行諮詢，訂出用途和動用條件等。

四、投資策略和目標。「未來基金」會作高風險還是低風險投資？與外滙儲備的投資方向是否類同？

五、入賬方式。「未來基金」設於賬內還是賬外？大眾可否監測其投資回報、動用情況等？

六、回撥基制。會否如外滙儲備一樣引入回撥基制？每年把部分從「未來基金」賺取的投資收入，回撥成為財政收入以應付行常開支。

七、外滙儲備的水平。我們明白外滙儲備用於應付金融危機、穩定港元滙率等，但政府可考慮訂立明確水平，使超出水平的外滙儲備可用作其他用途，例如撥入現建議的「未來基金」，這樣可把原先建議每年撥入「未來基金」的三分一盈餘用作其他發展經濟增加收入的用途。

設立「未來基金」的原意是在預計未來開支大於收入時，它能作為香港的後備基金應付額外開支，因此除了上述之外，筆者亦建議政府可考慮「反守為攻」，把現時建議儲蓄至「未來基金」的資金用以推動經濟，例如加快基建、發展新市鎮、促進商貿電子數碼化、加強投資於人力資源培訓、推動在香港有條件發展的各產業等，把資金用以增加未來收入，期望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可支持開支的增長。

筆者對香港的財政有信心，因政府一直以《基本法》第107 條中的「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為理財基礎，但同時希望政府能善用現時坐擁巨額盈餘的優勢刺激經濟和收入，希望結構性財赤和用盡財政儲備的情況不會出現。作者為會計業界資深從業員

陳復新

職業教育與「被遺忘的另一半」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3-29 A15 | 時事評論 | By 葉仲茵 李鏗 趙永佳

自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並推行多個項目以優化現時的職業教育，社會的反應大多正面，認為不但可以解決中等技術人才短缺和人才錯配的問題，還可讓年輕人按個人興趣學習一技傍身，促進就業機會。不過，我們亦留意到一些憂慮，擔心中學生未能為自己的前途作出決定，還認為現時職業教育制度中的升學階梯未臻完善，因而難以達到專業水平及職業教育的學位化。

誠然，我們喜見政府重視職業教育的同時，也理解社會的其他看法，雖然職訓局曾為香港培訓不少優秀的技術人才，但是相對於傳統學術性為主的課程，不少人（尤其是家長）仍然視職業教育和訓練為次等的升學選擇。本文以青年就業角度出發，分析職業教育的市場回報，從而討論它是否一項次等的升學選擇，從而希望這些討論有助確立職業教育的價值，包括提升人才質素，讓年輕人各展所長，進一步融入社會。

研究職業教育和勞動市場回報的社會學家指出，從人力資本理論出發，無論從職業或傳統學術教育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均有助改善個人的經濟前景；職業教育還進一步提升工作生產力，使個人能順利進入勞動市場，避免失業。

兩種觀點看職業教育

與上述以職業教育作為安全網（vocationaleducation as a safety net） 的觀點相反，從教育分流的角度看，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會是一個分流機制（vocationaleducation as a diversion），會把來自工人階級的學生分配到視為次等的升學途徑，減低他們獲得高職位和進入中產階級的機會，從而延續社會的不平等。

就此，根據2011 年人口普查5%樣本的數據分析，以下將比較不同教育程度、介乎20-29 歲年輕人的工作特徵，從而探討職業教育與其同等程度的傳統學術教育在勞動市場的回報差異，檢視到底職業教育是一個安全網，還是會造成分流或不平等。

【表】中按最高完成的教育程度把年輕人分為12 個組別，還把不同的課程類型分辨出來，其中屬於職業教育的有：一、職訓局文憑╱證書程度╱高級文憑╱高級證書╱副學位程度；二、工藝程度；三、教師、護士和牙科文憑╱證書程度╱高級文憑╱高級證書╱副學位程度，其他大多為傳統的學術課程。

由於屬於後兩個職業教育程度的年輕人均不多於1%，故此不會描述其特徵。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並非評估職訓局的課程，而是希望檢視接受職業教育畢業生的勞動市場特徵，畢竟職訓局課程主要是職業導向的。

職業教育促進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相對於只有中五或以下程度的年輕人，無論面對失業、雙失或從事低技術職位，完成職訓局高級文憑╱高級證書╱副學位程度的人有更大能力避免有關風險，他們亦有相若機會從事輔助專業的工作。換言之，職業教育是一個有效的安全網，有助年輕人順利由學校過渡至勞動市場，而且未有造成分流或減低他們進入低中產職位的機會。

收入不比傳統學歷低

若再比較職業教育與同等程度傳統學術課程的勞動市場回報時，則看到職業教育既一個安全網，令畢業生可避免失業或雙失。與此同時，相對於持有職訓局文憑╱證書的年輕人，其他文憑╱證書學歷也可提升從事管理及專業工作的機會。

總括而言，對（暫時）未能接受大學教育的年輕人而言，職業教育是一個安全網和教育分流機制。外地相關研究的結果跟香港的情況相似，歐洲的職業教育安全網與分流效果不單出現在剛剛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也出現於中壯年工作人口的身上。換言之，職業教育未有一面倒造成負面的經濟後果。

英國的研究也指出，由於傳統學術課程比職業訓練所須投入的學習年數更長，故此若把因年數較長而未能工作的應得收入計算在內，職業教育學歷的收入回報未必比傳統學術課程學歷的為低，前者更能明顯為學業能力稍遜的人帶來更高收入。

我們不是認為由於職業教育在時間或經濟的投資回報率較高，還可為能力較差的學生帶來更高收入，於是鼓勵工人階級子女或能力未如理想的人應該放棄傳統學術的升學途徑而轉投職業教育。事實上，職業教育為學生提供一個非競爭的學習環境，提升他們的自信和自我效能感，而這些性格質素正正是一個瞬息萬變、講求團隊合作的經濟環境所重視。

2013 年，約有四成介乎20-29 歲年輕人已達大學學位課程的教育程度。眾所周知的是，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仍比沒有大學證書的年輕人在勞動市場獲得更高的回報。故此，我們更有迫切需要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未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身上，協助他們順利進入職場，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這正是不少發達國家（如美國）面對的所謂「被遺忘的另一半」的問題（有關討論可參考哈佛教育研究學院2011 年發表以《往富足之路》為題的報告）。

提供多元就業出路

一直以來，青少年失業率大幅高於整體數字。根據2011 年綜合家庭調查的數據分析，三分一失業青少年認為失業原因在於以前從未工作；即是他們未能就業的原因除了低學歷，還加上缺乏工作經驗。對他們而言，職業教育其實一直是最可行的選擇，讓他們學得合適技能， 從而投入勞動市場。

過去有研究發現，相對於從未經歷失業的受訪者，曾失業的人可以找到穩定工作的機會較低。這正是一個惡性循環︰失業→不穩定工作→失業。職業教育作為安全網的效用，於此顯而易見。

視職業教育為一種次等的升學途徑，無疑已經過時。事實上，職業教育均是各國（包括香港）為大部分年輕人未來就業作打算、準備融入社會的「制度化」階梯。

透過接受職業教育，年輕人能有更佳機會找到穩定工作，因此應視它為一個有價值的升學途徑。

香港下一步要做的是進一步優化現有的職業教育制度，為年輕人提供多元的升學和就業出路，讓他們看到可憑職業階梯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葉仲茵、李鏗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永佳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葉仲茵

李鏗

趙永佳

政府失敗造反有理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3-26 A16 | 時事評論 | 政治經濟學 | By 黎則奮


過去大半年，泰國、烏克蘭和目下的台灣均先後出現不同程度的政治動亂，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根本的因由都是不可調和的經濟和族群矛盾，最終導致嚴重政治衝突。最嚴重者莫如烏克蘭，現已因克里米亞公投「獨立」脫離烏克蘭而重投俄羅斯懷抱，隨時觸發內戰，甚至以美俄為首的冷戰以至世界大戰。

泰國、烏克蘭和台灣都是民主國家，實行憲政，但由人民投票選舉出來的政府，最終都得不到大多數民眾認同，出現政治危機，小則變為跛腳鴨（台灣），大則解體（泰國國會解散重選，現由臨時政府看守）或垮台（烏克蘭）。

這種政府失敗╱失效（fell state）的現象，其實並非新鮮事物，不單發生於民主國家，過去獨裁的阿拉伯國家如埃及和利比亞更是無日無之； 「蘇東波」和蘇聯解體，亦是政府失敗的實例，因此不能簡單歸納為拒絕開放政權、反對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如香港特區政府）的借口。以為搬弄西方政治學者的民主理論和研究證明民主並非萬能仙丹，便可合理化中共容許香港於2017 年實行的非驢非馬假普選的所謂「學者」，可以休矣。

事實上，無論全球頭號民主國家美國和一黨專政的中國，均曾出現政府失敗（失效）的情況，或者正陷入類（quasi）政府失敗（失效）的困境。美國兩黨為財政預算開支爭拗而令聯邦政府運作一度停頓，便是例證，只是兩黨最終都能以國家利益為重，臨崖勒馬，同意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才得以茍延殘喘，繼續運作。

中國在習近平登位前後發生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前者因至今仍未能擺平黨內外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團的矛盾，暗湧處處、鬥爭激烈，中央只能在話語權上名義管轄全國、實質無法有效約制地方政府行為，其實已陷入類政府失敗（失效）危機，一旦觸及臨界點，亦會隨時出現不可預計的突變。

當權者要穩固統治，不外乎兩途：文者法治、武者暴力鎮壓（動用國家機器），又以前者為合理化和取得政權認受性（legitimacy）的依據，後者則在關鍵時刻鎮壓反對政治力量奪權。

在和平時期和民主國度，無論統治者和反對派均會依法治國（其實是以法制人）和依法據理抗爭，因為社會成本最低，對雙方皆有利，因此「依法治國（港）」及「和理非非」的論述都會大派用場，有一定政治市場。不過，當社會政治環境因經濟和族群矛盾激化而各走極端，統治者任意竄改法律，改變遊戲規則，出現選擇性執法和立法司法為政治服務的情況，無論自覺或被迫也好，反對派都會不再按照遊戲規則辦事，另闢蹊徑，直接行動如公民抗命甚或社會革命，便會成為政治議程。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是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必然出現流血，因為誠如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革命的助產婦，無可避免。這個時刻，再說什麼「依法治國（港）」及「和理非非」，都屬多餘，完全脫離現實，不會為任何一方接納。

不過，革命雖然激情浪漫，符合機會成本較低的年輕一代的口味，卻不是免費午餐，必然須要付出代價，即使個人願意拋頭顱、灑熱血犧牲，也不是慷慨赴義便成，因為人類儘管創造歷史，卻只能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創造，而社會歷史發展不會按照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一個社會或國家在什麼社會歷史條件下才會出現革命？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寫得很清楚，不單受統治階級無法按照原有生活方式生活下去，連統治階級也無法按照原有的統治方式統治下去，社會╱國家才會出現革命。按此審視台灣和香港當前的局勢，遠離社會革命的階段尚遠，但政局的驟變，卻突顯公民社會的人民力量，足以左右大局。

馬英九政府和特區政府指摘人民的行動（學生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以及籌劃中的佔中行動）破壞法治的論述，完全不夠說服力，可以輕易駁倒。不錯，法治是民主的基礎，但這是說，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卻不等於說，法治高於民主。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民主就是皮，法治只是毛而已！

今次台灣的鬥爭經驗，說明當權者不依法和違反民主程序公義的時候，人民就可以公民抗命的街頭行動制衡。人民街頭行動的直接民主，其實是行政、立法、司法和傳媒以外的第五權，足以彌補某些歷史實踐經驗有限、民主三權分立制度仍有缺漏之不足。以香港的情況而言，目前行政獨裁，司法獨立（法治）開始受到破壞，立法機關由非民主力量壟斷，監察乏力，唯一可能改變現況的，唯公民社會的人民力量而已。由是觀之，香港雖然革命無望，但政府失敗，造反（公民抗命）有理。

黎則奮

認識「公告立法」應對政策挑戰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3-29 A15 | 時事評論 | By 陳建霖

經歷立法會頗具戲劇色彩的審議後，《2012 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於2 月底終獲通過。「條例草案」將給予「買家印花稅」（BSD）及「加強版額外印花稅」（SSD）以法律上的追溯力至2012 年10 月的「政府公告」（ 「公告」）。

「條例草案」中一款關於授權財政司司長不經正常立法程序而修改BSD、SSD 稅率的條文引發激烈爭議，導致「條例草案」最終通過的過程波瀾迭起。這個飽受爭議的條款意味稅率的改動只須政府在憲報刊登公告聲明，便可獲得法律效力。不過，儘管一眾政客及評論員對「條例草案」表示失望和不滿，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的「口頭承諾」卻令事態雪上加霜。

其實，這場條款風波僅是一樁無關宏旨的障目小事。雖然港府於2012年10月發出的「公告」因無任何授權條款，即僅僅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政策公告，但「公告」本身即日對房地產市場起了無可否認的實質影響作用。「公告」聲明，法律將於審核後追溯至自「公告」之日起生效，其「公告」已足以有效影響包括買家、賣家、律師、房屋仲介等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僅看它的影響力，與審核通過後的法例似乎並無二致。

這樣的立法程式，在英國、澳洲等地會頗為妥貼地稱為「公告立法」（Legislation by Press Release）。關於這個領域的法律研究，尤其是以香港作背景的研究較為欠缺，當中有兩個基本點值得特別關注：

一、這樣的做法在本港現今法律規定下是合法的。對於有追溯力的立法限制，僅限於刑罰方面的立法，並不適用於像雙辣招這樣的非懲罰性財稅立法。

與此同時，由於稅務局於2012年10月至2014年2月這段期間（既立法未通過前），並無向市民收取BSD和SSD稅款，所以沒有違反《基本法》中關於只有立法會享有財稅方面立法權力的規定。

此外，法院雖或可借鑑歐洲人權法院通過「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及「可預見性要求」（foreseeability），以審核並限制有追溯力的民事立法，但皆可從「公告立法」中對即將訂立的法律進行清楚說明的公告（譬如港府2012年10月的雙辣招公告）得以滿足。

綜觀上述理由，除「撤銷對未成年永久居民的買家印花稅豁免權」有悖原「公告」外， 「條例草案」的追溯力受到法庭質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從最初2010年的「額外印花稅」（SSD）到2013年的「雙倍印花稅」（DSD），這些「公告立法」的例子均有背離相關立法慣例之嫌。「公告立法」曾用於通過1987年及1992年的《稅務條例》修正案，但是修正案是為覆蓋稅收中存在的漏洞而通過的，且彼時的立法會為英屬殖民地香港行政系統中的一個機構，所以較為「合作」。

回看如今的BSD、SSD 和DSD，它們均是全新的稅收項目，是以調節市場活動為目的的經濟管理手法，並且受轄於一個更獨立的立法系統。這樣對已有慣例的背離，難免會坐實關於政府「篡奪」立法權的擔憂，並且在立法程序完成之前，造成適用法律的更大不確定性——適用現有舊法，還是有追溯力的將行新法？

持平而論，採用「公告立法」程序，在某些適當的情況下，屬於正當甚或應當。立法程序無可避免地要耗費時日，即使是毫無爭議的事項亦須花費相當時間；若不賦予條例自公布日起的追溯力，將會導致一系列新法例所希望禁止的行為將會繼續出現。

政府若要應對日新月異的政策挑戰時，可以通過「公告立法」迅速作出反應，帶動法律修改。對認定本港地產市場於2012 年過度活躍的人來說，採用先訂立、後審議通過BSD 及加強版SSD，無疑是一項及時、必須的回應舉措。

當然，如此匆忙完成一次法律修改是否真有必要，很值得我們探討，並且應該認真探討。考慮到現時相關法律的發展情況，確保「公告立法」僅用於真正需要之處的最佳保障，就是社會大眾可以充分知情，以及資訊公開透明的政策程序，因為毫釐不爽地實施影響深遠的辣招的「公告立法」，不會在可預見的短期未來裏消失。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以上觀點純屬個人意見。

陳建霖

搞活ETF？ 不如MPF減費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2-27 B04 | 港股分析 | 金融峰景

由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已預告將逐步縮減一次性紓困措施的規模，市場對昨天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反應不算太大，港股在期指結算前夕的早市牛皮造好，午後多家內銀公布未有調整房地產信貸政策，刺激內地股市終止4連跌，也帶動港股尾市抽升。恒指收報22437點，上升120點。

雖然「財爺」聲稱自己健康良好，但繼「唔好食咁多蛋」之後，在預算案中多項紓困措施都要「減甜」，包括寬免差餉由全年減至兩季、公屋免租由2 個月減至1 個月，以及全面取消電費補貼，一次性紓困措施開支將大幅縮減四成，由330 億元減少至200億元。

回顧過去多年， 「財爺」經常出現「計錯數」的情況，2013/14 年度亦不例外。「財爺」原先估計本年度錄得49 億元財政赤字，但最新估算是有120 億元盈餘。

金融業作為本港支柱產業之一， 「財爺」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之中，對行業又有甚麼新建議呢？

全面寬免ETF印花稅

為了發展本港在資產管理方面的優勢， 「財爺」建議全面寬免ETF（交易所買賣基金）交易的印花稅，令港股成分較高的ETF 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以促進本港在ETF開發、管理和交易3方面的發展。

根據之前的經驗，政府於2010 年建議港股佔相關指數比重不高於40%的ETF納入印花稅寬免範圍後，每天平均成交金額由24 億元，上升至37 億元，令香港成為亞太區最大的ETF市場之一。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是次建議全面寬免ETF 的印花稅，可與其他金融中心看齊，並預計每年將少收2億元稅收。不過，寬免印花稅可帶動相關股份的交投活躍，將可抵銷影響。

盈富基金料將受惠

作為買賣ETF 平台的港交所（388），當然歡迎政府的建議，表示相信新措施有助推動本港ETF 市場發展。目前，本港上市的ETF 共有117 隻，其中28 隻包括盈富基金（2800）須繳交印花稅；若預算案建議落實，該批ETF可望受惠。

本港打工仔講到盈富基金的ETF，好自然便聯想到MPF（強積金），因為如果打工仔沒有特別投資取向的話，多數會選擇投資MPF供應商提供追蹤恒指的基金。

不過，MPF 供應商的投資回報偏低，而且收取的管理費及其他雜費又高，MPF成立至今，有關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

「財爺」與其建議全面寬免ETF 的印花稅，倒不如審視一下MPF 供應商的收費水平，以及投資回報表現，市民得着可能會更多。

擬再發行百億元iBond

至於「財爺」的其他建議， 由於iBond 令證券行在債券認購上有更多參與，而且有助更多iBond 投資者首次開立證券戶口，故此港府計劃再度發行不多於100億元的3年期iBond（通脹掛鈎債券）。

政府消息指出，雖然已經連續3 年發行iBond，但並非要把發行iBond恒常化，將逐年檢討。

本欄認為，iBond 屬於穩賺不賠的投資工具，利息跟隨通脹浮動，最少亦有1厘利息，如果有閒錢，認購亦無妨。

投資組

宏觀財政堪告慰兇殘襲擊火中燒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2-27 A2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收看」曾俊華司長宣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時，電視熒幕打出《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人從背後襲擊、砍了幾刀的新聞。筆者曾與劉君有數年共事的經驗，知其待人圓融、工作認真，是一位正派的新聞工作者，何以會遭此毒辣橫手？真是費解。由於新聞界正處多事之「春」，變動連連，業界對「滅聲」的疑惑，原已不安，凱文遇襲，陰霾更甚。筆者當然無法妄斷「劉進圖遇襲事件」的原因，更不知是否牽涉私人恩怨；不過，任何恩怨，招來如此暴戾殘酷的刻意傷殺，筆者何止震驚？真是髮指！

各方包括行政長官責成警方盡快緝拿兇徒歸案，警方發言人亦在熒幕前表示決心，但自從一九九六年五月《凸周刊》社長（現為樹仁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天偉被兇徒斬傷斷臂，以至其後「大班」鄭經翰被砍傷、《陽光時務》老闆遭毒打、《壹週刊》老闆黎智英家門被刑毀和放置利器、《蘋果日報》被縱火、《am730》老闆施永青座駕被當街截停並用鐵鎚敲破車窗等，事後警方都煞有介事地聲稱要「緝兇」，可是拿不出半點成績，兇徒逍遙法外，這令警方蒙羞，亦讓新聞工作者更氣憤！

去年，警方的「暴力罪案破案率」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五，但願今年幹出更好的成績︱包括成功緝捕刺劉兇手！

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發表任內第七份《財政預算案》，「第七份」等於說他當了七年「財神」，「工多藝熟」，曾氏對香港特區的財政瞭如指掌，不言而喻。可是，未知是否因為在位已（太）久而又不能跳出「量入為出」的窠臼，翻閱這份新年度的預算案，無論在事實陳述或前景展望上，俱無令人一新耳目效應；然而，關係一地財經命脈的預算案，哪能亂耍花招，以「驚喜」娛讀者，讀起來沉悶如流水賬（難怪何俊仁議員要魂遊物外），方是正理。就此角度看，當前這份預算案，是否應當照單全收？筆者以為不可如此，因為時代變了，人民的訴求不同了，統管香港財政的決策者，在「承先」上做得無懈可擊之餘，於「啟後」上亦應注入一點新意，讓人對未來有所憧憬。事實上，筆者的確希望財政司不應抱着當簿記員的心態，以計算「婆乸數」的手法撰寫預算案，他應登高望遠，為我們這個「商貿樞紐、金融中心和國際旅遊城市」，規劃大家會視為「奮鬥目標」的財政前景！

還有，「財政支持施政」是公共理財學者的信念，以施政沒有財政的配合，哪能貫徹；長期拿捏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令新《財政預算案》看起來更像《施政報告》；而行政長官於年初提出的《施政報告》，雖然財政司事前在其網誌上強調長此下去「終有一天須動用儲備支持公共開支……」；用本報余錦賢的話，是曾氏對梁氏的「溫馨提示」，要他不可在社福上太「大花筒」，但梁氏不為所動，因此讀起來像一份「福利報告」。

二、

本報（嚴格來說，是筆者）可算是認真嚴肅評論《財政預算案》的「先行者」，在港英時代，雖然一如回歸後，年度財政（盈餘或赤字）預算幾乎年年出錯，說明在香港這個開放自由社會，任何人，包括「大掌櫃」財政司司長，都沒有預測能力，這不在財政司不在意或不上心，而是香港經濟體積太小，有如「單料銅煲」，很易受外來政經因素，甚且本地賣地收入厚薄的影響；對於曾俊華的年年出錯甚至赤字變盈餘（若在商界，預測者早被解僱），大家便不應掛在心上。總之一句話，財政司的預測，不論是國民毛產值或財政盈虧，商家都不宜用為商業決策的指標。

預測的數字雖不可當真，但那些具體事實則不容忽視。縱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於工商界而言，除了繼續擴展「貿易物流、金融、旅遊和專業服務業」以外，筆者認為應把投資重心放予內地有關的業務上，因為二○一六年港珠澳大橋通車，「大嶼山會由香港西部的盡頭，變成珠江三角的中心」，相關地區有多少商機待發掘？對這方面的業務拓展，真是事不宜遲了。至於香港段明年便完工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來往廣州和香港的時間縮短至四十八分鐘」，聽起來令旅人神往，而這項公共建設「將我們七百萬人的都會跟一個有六千萬人的市場聯繫起來」，此中有多少商機？工商界肯定比任何一名時評者清楚，只要時局穩定社會和諧，他們會在此「一萬六千公里高鐵網」沿線城鎮大舉投資，不在話下。

在一橋一路相關地區投資，是否可為未來港商帶來合理利潤（除了可「發水」的物業，在自由競爭環境下，「厚利」在正項生意不可求的），筆者不知道（這種不確定性衍生的風險，是資本家必須承受的）。筆者知道的是，這類投資須有魄力有遠見和有資金才能進行，那意味小商人不易分杯羹；還有，如果現行政策不變，物業肯定不再是一盤可以「指地成金」的暴利生意，相關行業除了建築業因基本建設蓬勃大有可為之外，炒樓及經紀（或「代理」）業難復過往盛況，似為無可挽回的趨勢……。

大體而言，預算案展示的經濟前景，如果不致遠離現實，來年香港經濟與其他相類地區比較，是不會太差的。

三、

財政司司長建議「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EFF）交易的印花稅，又會「盡快展開私募基金可享有離岸基金稅務優待的立法工作」。這類稅務寬減，當然有助吸引這類投資湧入香港，那不僅會強化香港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地位，且可確保甚至提升本港在《世界稅賦環境報告》中的排名。香港的稅務優惠早已世界知名，以稅務便利程度連續八年名列前茅，更是發達經濟體中整體稅率最低地區之一。曾氏又提議以「土地基金」為基礎，加入（提取）每年盈利一部分，設立「未來基金」，作用在成為如果政府持續入不敷支時的「後備資源」，讓關鍵的基建項目得以如期進行。如此設想，足顯曾俊華是「有心人」。

可是，從「土地基金」撥款，筆者不以為是好辦法，以在物業發展無復當年蓬勃的情形下，「土地基金」不難捉襟見肘……。這些年來，香港給予富裕階級和商界太多優惠，從免遺產稅、廢酒稅，以至擬寬免基金交易印花稅等，對「有錢人」實在過分優容了。筆者的想法是，追隨世界性向「百分之一高入息階層」課較高稅率的潮流，財政司司長實宜在這方面動動腦筋，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中加上考慮向巨賈富商、高入息者課較高稅率的議程！

高稅率多稅項有驅趕資金的作用，這點誰不知道，但目前低稅國如愛爾蘭（利得稅率百分之十二點五）、俄羅斯（百分之十三），都各有缺點，且它類稅項遠較香港「複雜」，因此吸引力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本港「最發」的行業是走不得（「不動產」）的物業發展，要這類過往藉「發水」欺騙消費者暴發的企業交多點稅，相信會獲廣大市民認同。

林行止

「設計、建造與營運」模式不合啟德體育城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4  A23 | 時事評論 | 建築思話 | By 胡慧嫦

「設計與建造」合約的弊端，早為業界詬病。前立法會議員劉秀成年前也曾忠告政府，這種合約絕不適合香港電台擬建的新大樓；項目最近在立法會工務小組慘遇滑鐵盧，可見劉秀成所言非虛。近日政府又向立法會建議啟德體育園區採用「設計、建造與營運」合約，也受到部分議員反對。筆者嘗試詳細分析這種合約的深層次問題，懇請政府三思。

建築工程有多種常用的合約模式，主要目的是把設計、建造和營運工作交到「最合適」的人手中，可把風險合理地分配。至於誰是最合適的人，便要看個別項目的性質。

傳統上，業主找專業人士（如建築師和工程師）按自己要求設計，然後找工料測量師估價，業主滿意設計和估價後才招標，中標的承建商隨後會按照設計圖施工，完工後交由業主自行或聘請管理公司管理。每樣工作均由最具能力的人牽頭，承建商也毋須承擔設計失誤或投資的風險。然而， 「設計、建造與營運」合約卻把三樣工作均交由中標商負責，風險也全由他們承擔。

採用「設計、建造與營運」合約模式的項目市民絕不陌生，香港三條海底隧道便是現成例子，好處是政府毋須投入資金，便可為市民提供必需的設施。以紅磡海底隧道為例，中標財團承擔全部設計和建造費用，營運三十年後把隧道交回政府前，財團的投資取得可觀的回報，是雙贏的結果。不過，不是每個項目都是這麼走運的，西區海底隧道通車後，收入和汽車流量大失預算，財團因而定出與香港物價水平脫節的高昂收費，以彌補投資損失，卻弄致車輛湧往其他兩條海底隧道；未達分流作用之餘，更要全港市民承受惡果。

可見中標財團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營運者，日後所作的「商業」決定，也不一定須為本港整體利益作出任何考量；如果自身利益跟社會整體利益出現矛盾，項目便難以達到原先的使命。

啟德體育園區的主要功能是舉辦國際水平的體育盛事，其次才是本地賽事或普及體育活動，但前者這類「盛事」賽事不多，後者都是很可能虧本的項目，為了增加收入，營運商可能只專注於推廣可以生財的項目，例如演唱會、綜合晚會等，變成本末倒置；若園區出現大量食肆、酒廊、芬蘭浴室等，更會破壞香港的形象。

政府也曾於2003 年嘗試以「設計、建造與營運」模式尋找財團發展西九龍文化區，最終因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而擱置。當時許多市民擔心由地產商牽頭的財團，會把西九變成以地產項目為主、文化設施為配角的發展。

市民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入圍財團均建議於區內興建大量商住樓宇，以補貼文化設施的費用。畢竟財團的核心業務是地產發展，設計和營運文化設施並非專長，要他們夥拍藝術專家監督顧問公司的設計和營運他們陌生的設施，是非常吃力的工作，最終的成效甚成疑問。

啟德體育園區須滿足大型國際賽事的功能要求之餘，還須在推動本土精英和普及體育發展方面擔當要角，這實在須要小心思量。這都應由政府牽頭，在整個規劃和設計階段與體育界、政府部門、立法會、區議會等持份者緊密商討，也須不時對項目的功能要求、規模和設計標準作出檢討和修正，這不是營運商單從商業角度可以顧及的。

此外，項目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例如園區位於啟德規劃區中央，如何確保交通網絡可以應付賽事舉行時的巨大人流，而又不會令附近交通癱瘓，是十分艱巨的工作；若營運商表現不濟，苦果是要全港市民承擔的，因此絕對不宜把設計工作委託給營運商。

啟德體育園區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設施，做得不好便影響香港的聲譽，市民對項目的設計和營運水平期望甚高。「設計與建造」合約只適合功能簡單和設計要求不高的項目，絕不適合啟德體育園區。為了提高中標機會， 「設計與建造」合約的投標者必會盡力降低造價，因此不大可能提交創新的設計。若中標後發覺建築費超出原先估計，更可能將貨就價，要求建築師和工程師在設計和用料上「動腦筋」。

這也是當年市民反對西九採用「設計、建造和營運」模式的其中一個原因。政府其後成立西九管理局，採用傳統模式興建文化設施，更為主要設施，例如劇曲中心和博物館Ｍ＋舉辦公開設計比賽，務求設計創新實用。相信大部分市民也認同獲選作品都是十分出色的設計。

其實， 「設計、建造和營運」合約的好處，是若應用於營運收益遠高於建造成本的項目，政府便毋須注資，因此廣為資金緊絀的政府採用，例如發展中國家，但啟德體育園區的營運收益不足以抵消建造成本，因此港府必須為項目注資，而且香港坐擁大量儲備，實在毋須採用這種問題多多的方式。筆者建議政府應仿效西九管理局，舉辨公開設計比賽，確保設計水平符合市民期望。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本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學會立場。

胡慧嫦

徐家健：漠視中產之謎從一幅截圖說起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0 B10 | 專家視角 | 經濟3.0 | By 徐家健

原來大家都搞錯了，繼「商人治港」和「公務員治港」後， 上周發表的《施政報告》證實了今年其實是「社工治港」。

社工治港的效果是，這邊廂，多年為基層市民爭取社會福利的社工何喜華先生，給報告打分80；那邊廂，卻有月入3 萬元的中產家庭向特首投訴： 「你係咁派錢畀基層……我哋完全受惠唔到，我哋要交稅……你哋完全着墨扶貧，其實我都好貧㗎！」

「經濟3.0」響應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以「扶貧」為本周的重中之重。針對性扶貧的100%隱性稅，連我自己也嫌說得太多了，打頭陣換個宏觀角度說起。「報告令中產非常失望」之說，多少有點令人聯想到黃子華的「魚蛋論」：大家少兩粒，咁就公平呀！但原來比棟篤笑更有意思的是，左派知識分子用來支持「魚蛋論」觀點的一幅政策圖解【註】。

魚蛋論有圖有真相？

對於政府重點扶貧漠視中產的批評，近日一些左派知識分子以截圖（俗稱cap 圖）作還擊。今次左派知識分子的還擊有水平，截圖來自2011 年人口普查中一份住戶收入分布的報告，雖然這幅截圖嚴格來說是錯的，但非常有啟發性。經濟思想左傾的朋友今次引用數據以事論事，抵讚！

報告的第四章提到社會福利對住戶收入影響，我這裏複製了表4.4 「按10 等分組劃分的平均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兩組2011 年的統計數字【表】，數字首先按收入高低把香港家庭平均分為10 組，從收入最低的第一組順序到最高的第十組，第一欄是每組平均除稅及福利（包括教育、房屋、醫療等）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即實際收入），第二欄顯示的是第一欄的實際收入佔平均原本住戶收入的百分比。如這個百分比高於100%，代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收入高於原本收入。換句話說，根據政府數字財富再分配的明顯輸家，只有一成收入最高的家庭。

月入3 萬元的中產家庭屬於哪個收入組別呢？我們把第一欄數字除以第二欄的百分比，便可把市場收入還原；第三欄顯示，大喊「我都好貧」的家庭應該屬於第七個組別。再從第一欄的實際收入減去第三欄的原本收入，我們便會發現這第七個組別的家庭每月透過政府財富再分配收入增加了超過2500 元， 「着數」程度其實與最低收入的第一組相差不大。至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要幫助的月入14400元以下低收入4 人家庭，不少卻其實一直是第四組裏財富再分配的大贏家，每月平均享受過4000元稅及福利的淨轉移。

若果相信這些數據，中產其實一直有魚蛋食，但向特首投訴的中產， 「眼紅」基層有魚蛋又有甜醬亦有其道理。

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

芝大的戴維德半個世紀前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Income Distribution）：政府的財富再分配並非只着墨扶貧，反而是向中產傾斜。半個世紀的實證研究，這個向中產傾斜的定律仍頗具爭議，但最少沒有證據證明政府必然漠視中產，更沒有證據指出財富再分配只顧基層。香港的數據顯示，家庭收入介乎1萬至2萬元的人受惠最多。

不過，這幅截圖的差池，其一是不明「稅負歸宿」（tax incidence）為何物，其二是不理政府主要收入從何而來，其三是不認估算福利分配有何難，但最大的失誤還是不管「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作何解。

首先，數據把入息稅的貢獻全歸打工仔，但除非打工仔的勞動力供應彈性是零（即無論工資多少打工仔都同樣努力），或僱主對員工的需求彈性是無限大（即工資一升老闆便馬上炒人魷魚），部分入息稅其實是由僱主負擔的。試想入息稅狂升，老闆可能要加人工才能留住員工；但假如工人技術愈低愈易被機械取代，聘用低技術工人的僱主的入息稅負擔便愈少；加上高技術工人容易出國另謀高就，高收入人士的入息稅負擔比例可能比低收入人士的低。

笫二，數據沒有包括印花稅、賣地收入或利得稅，因此數據合計顯示總稅收及福利的淨轉移是正數，好像政府懂得變錢一樣；實情是，這些加起來超過政府財政來源一半的收入，不一定是貧富平均分擔的。如果這些稅收多由高收入人士負擔，效果便會與入息稅的稅負歸宿相反。

至於估算福利分配之難和收入定義之重，明天待續。

論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之一註https://www.facebook.com/policyfigurehk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徐家健

徐家健：是扶貧還是扶社福界？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1


B10 | 專家視角 | 經濟3.0 | By 徐家健

是扶貧還是扶社福界？

《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除了一年30 億元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還有從關愛基金推行的24 個援助項目中，選出7 個納入政府恒常資助，加上林林總總綜援津貼，當然還少不了之前曾介紹那名堂有29 個字、引綜援戶「打假工」的獎勵計劃。大堆頭扶貧不但惹來中產聽眾向特首訴苦，連律師議員亦批評： 「我哋唔需要一個特首只係喺扶貧政策加加減減，如果係咁嘅話，馮檢基議員做特首更加啱。」

作為中產的你，應該反對的究竟是扶貧？還是「社工治港」下架床疊屋的針對性扶貧措施？

再論戴維德之中產傾斜定律

昨文介紹芝大戴維德半個世紀前提出過的一個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Income Distribution），指出政府財富再分配是向中產傾斜。根據統計處2011 年公布的一份住戶收入分布報告，政府財富再分配的大贏家並非最低收入的基層，而是月入介乎1萬至2萬元的家庭【表，第一二欄】；雖然30 億元「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對象不少就是這批「既得利益者」，但月入3 萬元的中產納稅者不可不知，他們一直享受着的社會福利，何嘗不是靠像財爺那些最高收入中產人士補貼？大喊「我都好貧」的中產當然會問：我哪有享受過什麼社會福利？

想引用福利數據了解實際收入分布，除了要應付各項稅收的稅負歸宿問題，還要認識估算福利分配的難處；認識到估算福利分配的難處，卻可幫助解答中產的疑惑。我從同一份統計報告找來教育、醫療和房屋福利的估算，附表第三欄顯示3 項福利中金額最大的教育福利，符合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月入1.4萬元的家庭是教育福利的最大得益者，平均每月享受2500元教育福利；至於金額較少的醫療福利和房屋福利，第四和第五欄的數字卻似乎否定了中產傾斜定律。

教育福利的例子重要，也不難理解。當年芝大史德拉（George Stigler）解釋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時，首個例子便是教育福利。美國的中產往往亦是教育福利的大贏家，原因是基層上大學的比例少，而最富有的家庭則會送他們的子女到名牌私立大中小學。香港的教育環境如何，要養育一對兒子的那個月入3 萬元中產家庭應該心知肚明。而醫療福利雖然表面是收入愈低的家庭受惠愈多，但中產一般比基層市民長壽，因此，中產比基層有較長時間享受醫療福利。最後是房屋福利，一來金額相對較少，二來月入2 萬元以下的家庭受助金額根本差不多。

其實只要參透經濟學家費沙（IrvingFisher）的名句「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中產是毋須以「魚蛋論」邏輯（大家少兩粒，咁就公平呀）眼紅基層的社會福利。收入不是靜態的，基層和中產一般都不是富二代，今天中產的你「着數」可能少一點，但要知道人有三衰六旺，更不要忘記來自基層家庭的你，可能曾經「着數」過。我認為，中產不應該反對適度扶貧。

架床疊屋扶貧措施傾斜社福界

中產扶貧應先由自己做起，如果扶貧要假手於政府，其必要條件是透過政府財富再分配扶貧交易成本較低，但架床疊屋的扶貧措施除了有高隱性稅鼓勵失業，其中亦牽涉不菲的行政費用。

以稅制作例，簡單稅制一向是香港競爭力高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美國21 世紀的首10 年，更改稅收法規超過4000 條，稅收法規的字數亦由140 萬字，增加至380 萬字。據供應學派之父拉發（ArthurLaffer）估計，複雜無比的稅制後果是有三成稅收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複雜的稅制不但需要稅務局花大量人力處理，亦肥了稅務會計行業。同樣道理，架床疊屋的針對性扶貧措施，除了需要大量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或效率促進組？）人手負責，亦肥了社工行業。

有效率的扶貧是有心有力的人捐出1元，然後把這1 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過程中毋須其他熱衷扶貧人士「過水濕腳」。我懇請各路中產朋友支持改革現有綜援制度，和取消那些架床疊屋的扶貧項目，簡單劃一地減低100%隱性稅，才不會弄致扶貧變成扶社福界的浪費局面。

論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之二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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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健

移民新港有遠景中產供樓要幫忙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21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移民新港有遠景中產供樓要幫忙

一、行政長官梁振英於一月十五日宣讀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內容遠比第一份扎實，從雜亂無章、誇誇其談的「成熟一項推一項」，到這一次着力鋪陳相當具體的福利政策，是一大進步！遵循傳統理財哲學，曾蔭權政府極度審慎於公家用度（政費開支），傾向在盈餘溢滿後，以分潤的態度，向當局認為有需要的公眾「派糖」、「派錢」，雖屬「散餐式」的小恩小惠，卻沒有經常性公共開支尾大不掉的顧慮；那種囿於「量入為出」的「責任感」，窒礙了需要大量財力推動的長遠政策，久而久之，政府便予人有「少做工夫，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看守心態。

梁振英這次大刀闊斧，啟動「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預期開銷，令人動容，人們不是沒有長貧難顧、後勁難繼甚至是計劃中途棄戈曳甲的憂慮；然而，針對社會訴求的長遠打算，畢竟是很久沒有看到的事，所以此議一經提出，於嘩然反應之中，充滿振奮氣息；梁班子究竟能否貫徹始終、以底於成，那是後話，但這種有創意、貼民情的大膽創議，令政府的「頹勢」止跌，已是不爭的事實。

《施政報告》以改善低下階層人民生活為要旨，惟對象並不是鰥寡孤獨老弱傷殘即傳統所謂的弱勢社群，亦不是拋出福利安全網，而是加意扶持以家庭為單位的「窮人」。大多數人認為，最能受惠於這項措施的，是近年與日俱增的新移民家庭；而向來不受重視的少數族裔，這回亦備受關顧，連他們的中文教育問題亦有顧及，是切切實實的關懷。

報告標榜「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商人富戶與中產，並不需要資助，卻需要良好的政策支援，才有展其所長進而穩中求進的機會；然而，《施政報告》的內容，對工商界不假辭色，那份全不買賬的冷漠，與過去的行政長官相比，態度可謂急轉彎。這種取態，究竟是梁振英的「個人作風」還是得到北京默許（示意？）的大方向，那是須加慎重因應的改變；如果那是北京促成，香港便很難維持其為富豪優悠生活的「迦南美地」（《聖經》常提及「流着奶與蜜的地方」）特色。

二、香港不僅稅基狹窄，足以成為經濟支柱的行業亦不多，以梁振英辣手對付房地產在前，為長期福利計劃大撒金錢於後，收支一縮一長，若不開新稅、加稅率，財政怎能平衡？問題是從哪裏「開刀」，筆者的看法是，政府不應向升斗小民亦受其害的間接稅動腦筋，要富裕階級在稅務上作出多點貢獻，既合世界潮流，亦是有效途徑。

香港從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典型資本主義，轉向講求比較公平的社會形態，是配合內地政治意識的大勢所趨，不必諱言，這樣做意味「有錢人佔盡優勢」的日子日漸褪色，但在這個稅項少稅率低且稅制明顯向富裕階層傾斜（沒有資本溢利稅沒有遺產稅以至紅酒進口稅！）的前殖民地，承擔多一點點稅負，是富裕階級應該承受之「痛」！財政司司長若有這種考慮，便不會有擔心破壞了「量入為出」理財哲學的憂思。

《基本法》對香港公共財政有三項規定。一是第一○六條的允許特區政府財政獨立；二是第一○七條的審慎理財、量入為出；三是第一○八條的低稅政策。梁振英政府的「適度有為」，在福利工作方面的擘劃，不但顯出魄力，同時逸出「量入為出」的規範，福利支出因關愛基金恒常化與引入「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估量達二百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估計為一百億……。難道那是經過「量入為出」的考慮？

儲備用盡，香港的平衡預算和低稅率少稅項的稅制便難持續，那是不難預測的趨勢。靠攏京意的「輿論」對梁班子沒有半句「車毀人亡」的責難，不足為奇，連「可能觸犯《基本法》」的「溫馨」提示亦付闕如，怎能不令人奇怪？北京的口頭禪「支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這回對其「擦邊球」甚或「越位」的用度全無煩言，網開一面的含義是什麼？

三、中產階級向被視為社會中堅，在經濟生活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典型，於工作層面為上層社會與勞工階層以外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和各行各業的管理人。中產壯大是社會好景的表徵。香港自二十世紀中期輕工業勃興，經濟拾級而上，不少人的家境從清寒到小康到薄有資財，那確是中產階級不斷擴大的歲月，自食其力是這一階層人士引以為傲的作風，公平競爭是力爭上游的「安全網」。

回歸問題出現後，最擔憂「香港精神」淪亡、害怕自由法治與廉潔政風不復從前的，當以這班中年開外的中產人士為最；他們的第二代，歷盡二三十年間先後湧現的移民潮、金融風暴、地產危機、科網爆破和面對貧富兩極的大趨勢；再加上人工智能普及令傳統工種大量萎縮甚至蒸發，承受階級流動的上下擠壓，他們的就業機會與薪酬待遇，比先輩已大有不如。事實顯示，中產出身、受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因出路不廣而有窒息之感。

改朝換代，中產老香港的價值觀可能會被視為麻煩之源，扶助新移民，栽培他們從基層走向中層，成為中國轄下新香港的中堅分子，那與《施政報告》第一段提及的「重視長遠規劃，摒棄短期思維」相吻合。筆者認為，福利政策對新移民的傾向性並無不妥，但是「讓年輕人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的話，新一代的老香港是否不應被忽略？

特區政府去年訂定貧窮線，政府按數據所示，認為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尤其是兒童或在學青年負擔的，該優先獲得照顧，「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一經提出，政府財政雖有超負荷開支的憂慮，但市民反應大體不錯。不過，筆者以為，有公屋福利的，不該同時享有這種補貼；反而夫婦工作有兒有女且住私人樓宇或供房貸的家庭，政府不給予「在職家庭津貼」，亦該大額寬減他們的稅務負擔。

評《施政報告》．之一

林行止

房委會賤賣資產歷史重演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17  A24 | 時事評論 | 大班人語 | By 鄭經翰 房委會賤賣資產歷史重演

最近， 坐擁資金近700億元的房委會公開「喊窮」，叫嚷未來五年興建和維修公屋的費用龐大，可能入不敷支，可能再如2003年一樣出現赤字。

作為當年一士諤諤，大力反對房委會賤賣公共資產，讓領匯以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形式上市的倡議者，我感到莫名憤怒，因為事實已經充分證明，當年房委會只以200多億元出售的資產，如今市值已高逾810 多億元，500 億份屬公眾的資產，在目光短淺的官僚、利慾熏心的傳媒輿論，以及無恥的立法會議員政客的合謀下，明目張膽利益輸送，全都轉到資本家的口袋裏。

把金鵝賣出的房委會，今時今日竟然夠膽再次「喊窮」，當中充當委員的政客和官僚的不思進取和厚顏無恥，豈能不令人憤慨？

扼殺商戶記憶猶新

自上市以來，領匯一直透過翻新舊商場來提高租金收入，結果首先受到戕害的，就是無法支付高昂租金的小商戶，以及其他必要的社會設施和服務，例如醫療診所和社區服務，而引入的大型連鎖店企業則千篇一律，不單令原來各具特色的公屋商場單一化，更形成壟斷，既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最終亦增加公共房屋住戶的生活開支。

不過，任何企業發展皆有盡頭，作為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亦不例外。況且，因為領匯上市後公共房屋居民民生嚴重受損，怨聲載道，原本有優先權購入房委會屬下仍未出售的商場和設施的領匯，基於政治考慮，亦不可能輕易繼續從房委會購入資產。房委會近年為了開源，竟然效法領匯的做法，以所謂「活化」商場為藉口，大搞私營化，結果其實與領匯一樣，就是租金大增，趕走小商戶，為壟斷企業進佔公共屋邨商場開路。

為了增加利潤，現時領匯亦想方設法，打算把購入的舊商場重建，並且謀求與房委會合作，把房委會的舊屋邨與領匯的舊商場、停車場和冬菇亭等商業組合合併規劃重建。為此，領匯已先把旗下項目及發展部與資產管理部合併為項目及資產發展部，目的旨在提升領匯物業蘊藏的發展潛力。

可是，根據現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的規定，REITS 不能參與物業發展，領匯要重建商場，亦不能超越當年向房委會購入的零售樓面，除非得到監管機構大開綠燈，放寬重建限制，否認領匯根本沒有重建空間，只能與房委會合作。

不過，有迹象顯示，當年的「賤賣公產」又有機會歷史重演。據悉，領匯去年初已與監管機構證監會商討，謀求放寬房地產信託基金上市條例，為領匯重建屋邨商場作好準備。去年11月，金管局發表報告，建議放寬對房地產信託投資的規管，為領匯準備參與物業發展鋪路。

事實上，領匯已就有關重建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主要從旗下一百八十個零售及停車場設施中，物色可與房委會舊屋邨一併規劃及重建的潛力項目，並且看中落成三十八年的沙田瀝源邨和落成三十三年的大埔太元邨商業組合，因為兩個屋邨符合樓齡高、發展面積規模大的基本條件。

雖然運輸及房屋局未有回應是否已經收到領匯提出重建建議，但卻證實正考慮已拆售屋邨重建潛力所涉及的地契和業權問題，同步就個別屋邨的特性及其周邊可發展的範圍進行初步研究，更已與政策局和其他政府部門初步探討，又表示完成後便能擬定個別屋邨的發展潛力和重建、增建的可能性，以及執行時間表，且會就有關計劃進行社會諮詢。很明顯，房委會與領匯已有一定默契，一俟時機成熟，會公開表態。

炮製輿論蒙混過關

由「梁粉」把持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已經率先表態支持，成員之一又是過去支持領匯上市的民主黨黨員李華明表示，房署與其興建「插針公屋」，不如與房委會舊屋邨合併規劃重建；又認為房署若特意避過領匯的商場業權，實未能充分發揮地區的規劃潛力，雙方應該合作合併規劃，只要政府按既定程序收足補地價，便不怕明益領匯的指摘。

另一「梁粉」、長策會成員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亦表示，若有方案為舊區重建帶來更多住宅單位，提供更好居住環境，與領匯合併重建，值得考慮。

董建華2002 年在地產霸權的壓力下，放棄長遠房屋策略，停建停售居屋，容許房委會賤賣資產，讓領匯上市，爭議至今未除，民憤未平。如今唯利是圖的領匯又企圖槓上開花，謀求監管機構放寬限制，容許進軍發展物業，重建舊商場圖利，公眾根本不能接受，政府豈能再次支持。如果房委會利慾熏心，打着重建舊屋邨的旗號，明目張膽向領匯輸送利益，利用建制和政黨炮製輿論，企圖蒙混過關，實在豈有此理。

房委會旗下尚未出售的物業，是公共資產，既為服務公共屋邨居民，更是全港市民的資產，絕不容許房委會私相授受，向私營機構、壟斷公共屋邨資產的領匯輸送利益。

歷史殷鑑不遠，領匯上市對廣大公共屋邨居民的戕害記憶猶新，不能再容許「領匯事件」重演，全港市民一定要打醒精神，堅決反對到底。

鄭經翰

拆解澳洲「未來基金」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1-07 A08 | 中環縱橫 | 新聞點評 | By 高天佑

財爺曾俊華下月將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大家除關心政府會否派錢（或糖），另一焦點是港府事先放風倡議設立的「未來基金」。該概念來自澳洲政府於2006 年設立的Future Fund，這亦是目前全球最為人知的同類型基金。因此，我們若要估計香港「未來基金」的模樣，不妨首先拆解澳洲的「原裝正版」是什麼一回事。

卸增加福利壓力

澳洲創設Future Fund 的初衷，跟曾俊華上周在網誌所說的如出一轍，皆因澳洲亦同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但除了官方講法，更重要的是，澳洲當時亦遇到本港目前的難題， 「福利派」及「守財派」正在激烈鬥爭。

澳洲經濟自90 年代下旬持續強勁，由1995 年至2000 年的年均GDP 增速近3%；同時，政府庫房水浸，每年的財政盈餘數額接近GDP 的2%。在一片歌舞昇平聲中，在野工黨強烈要求政府增加福利。執政自由黨遂以Future 為名，每年把盈餘的一大部分「扣起來」，以減輕在野黨要求增加福利的壓力。

說到底，Future Fund 的名稱雖然前衞，但跟一般的主權基金其實99%類同，只有一點分別，就是設定了期限，要在2020 年後才可動用，因為澳洲政府估計屆時人口老化將十分嚴重，包括醫療等公共開支料大增。

Future Fund 的初始資本為180 億澳元（折合約1250 億港元），相當於2006 年底聯邦政府現金結餘的1.2 倍，金額可謂不小；但當中只有小部分是現金，大部分資產為政府轉讓的Telstra電訊公司股權。

該基金並無規定每年的注資額，很視乎該屆政府的「心情」。所以2008年和2009年聯邦政府雖然面對赤字，卻仍大手注入了合共410 億澳元的資產，因為基金在創設時訂下目標，要在2020年擁有1400億澳元（折合約9700億港元）資產。

正如其他主權基金，Future Fund 的投資組合非常分散，涵蓋澳洲及海外股票、私募、地產、基建、債券、外幣及另類投資。至於最重要的回報率，就非常「見得人」，2006 年至2012 年的年化回報率為5.4%，單計最近三年更高達7.9%，顯著跑贏當地通脹及澳洲證券交易所指數。作為參考，本港外滙基金2006年至2012年的年均回報率約為4.2%。

設「防火牆」機制

除了設有限期，Future Fund 跟「淡馬錫式」主權基金的最大分別，在於政府不能直接參與投資決策，只能經由七人委員會管理，再「外判」予獨立的基金經理主導操盤，此舉是為了防範執政黨利用投資來討好特定的選民。本港若設立「未來基金」，爭議之一相信是有否同類的「防火牆」機制。

不過，Future Fund 儘管有防火牆，仍無法完全阻擋政客插手，例如澳洲在野工黨於2007 年大選前揚言，一旦勝選將從基金「借出」27 億澳元用來興建寬頻基建。如無意外，基金資產至2020 年限期屆滿後，將茁壯至接近1 萬億港元，但最令人「擔心」的是，愈接近限期，就愈多政客會打這筆巨款的主意。然而，相比美國、英國和日本政府的債台高築，對於澳洲人來說，相信這只不過是一個happy problem。

高天佑tyko@hke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