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世襲貧富兩極 避免革命應徵高稅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8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七、皮格蒂為「 手上財富」(e x i s t i n g w e a l t h 或outstanding investment)即資本年回報及經濟增長的關係定下一個「 程式」，前者以r標示，後者則以g為號。這個r，代表「資本」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衍生收入；g則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年收入(income)或經濟產量(output)。「資本」收益長期大於經濟收益(他的推算為五比一強)，遂成為貫串本書的r > g即「資本」收益大於經濟收益的主題。在現行社會制度尤其是稅制不變的前提下，廣義的有錢人(有餘資收息及收租的所謂「食利者」〈rentier〉)便「富者愈富」(thewealthy get wealthier)，窮人未必愈窮，惟窮人收入增幅遠遠追不上富人入息的增幅，結果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令有心人擔憂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因貧富兩極愈走愈遠而出現因階級矛盾惡化釀成社會「不和諧」，這正是皮格蒂絞盡心力要把兩極拉近的原因。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收入的r > g 令資本主義制度可能面臨重大衝擊，有利財富累積「富者愈富」的時代帶來社會不公平，而助長這種現象形成的另一項重要元素是「長嗣繼承」(primogenitary)，這是大部分國家行之有年、可說自從盤古父系社會確立以來的傳統(原因為「古時候」土地是主要財產，土地若不斷分割〈分給子孫〉，不出八代十代，一個大地主便變為無數小地主，等於大富之家變為無數中產家庭。那當然是深明大富家族有政經優勢的族長不願見的發展)，在上層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ies)，這種情況尤為顯著。那即是說，只有長子嫡孫才能繼承家族(全部或大部分)財富，也是貴胄閥閱之家保持世世代代財雄勢大顯赫家風的有效安排。我國(包括大部分香港豪富)傳統上的各房子孫在族長謝世後按輩份分家產，那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並不流行。

在繼承家財上有絕對優先權的長子嫡孫，他們對家族唯一「應盡的義務」，是必須想盡辦法保住這筆家產，使其不致萎縮同時憑其收益(利息或租金)便能過如父輩般的好日子；而他們「應盡的任務」，則是把這筆原封不動或有所增加的財富傳給下一代……這種代代相傳等於上代無償送給下代的「制度」(entails)，在不少國家(尤其是英國)，迄今未衰。皮格蒂在本書第三卷「結構性不均」中舉了不少「小說家言」，以說明這種制度早已存在，如大家熟知的英國作家珍．奧斯汀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前者的《理性與感性》、《曼斯菲爾德莊園》和《勸導》及後者的《高老頭〈Pere Goriot〉》)，對此均有生動深刻具體而微的描述。在這些小說中，收入(income)指的不是薪酬(即不是憑勞力腦力獲取的收入)而是家族產業(如耕地)的租金(亦稱不勞而獲的財富〈unearned wealth〉)。這種現象不僅僅見諸英國維多利亞和愛華德及法國拿破崙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諸國俱如此……

歐洲封建皇朝對貴族家產的保護，香港讀者不大熟悉的法國似乎最「離譜」。皮格蒂指出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九年)後，法國政府所以負債纍纍的其中一項主因，是「賠償財主在大革命中的財物損失」。當暴亂發生時，地主階級逃離家園避難，不少佃農、農奴棄鏟而起，成為暴民，打家劫舍固不待言，他們「脫產」還導致莊園被毀、財物被盜、土地失收，這本是大革命必然出現的人禍，但拿破崙三世政府在貴胄地主的聯合壓力下，竟然對他們作出「以十億法郎計」(emigres billion)的賠償，藉以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可算是最典型的皇貴〈官商〉勾結)，當年國庫空空如也，政府只有高息舉債……。《財富》並未列出具體數字，只說單是賠償金額的利息支出便約為當年國家收入(National Income；其時尚無ＧＤＰ)百分之二！在這段時期，皮格蒂根據「遺囑文件」的統計(probate data)，顯示巴黎屬「富裕階級」(wealth hierarchy)的人數從大革命剛過的一八○○—一八一○年有百分之十五驟增至一八四○—一八五○年的百分之三十。這些人佔有全國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財富！

和法國一樣，大部分西方國家的財富分配都循r > g的程式運行！

八、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 一九一九年)、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高稅率、高通貨膨脹率和戰火摧毀了大量財富，意味不少富裕階級有巨大損耗，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民智漸開、政治制度民主化，財主已失去拿破崙三世時期向政府「索償」的可能)。戰後特別是二戰後，美國勃興、歐洲重建以至日本崛起，帶動全球大部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平均收入大增(當然有資本家希望工人成為其產品消費者的深意而給他們加薪)；加上二戰後心智開明傾向保護受薪階級權益(最明顯的是工會勢力大盛)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思想，紛紛進行稅務改革、實施這樣那樣的福利，這種發展對富裕階級不利，不在話下。財產損失及高稅負，令戰後至八十年代初葉約三四十年間，「資本」收益增幅遜於經濟增長的收益，那等於財富不均情況稍有改善。

這種現象，正是有「國民所得之父」之稱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七十年代初期筆者譯其名著《現代經濟成長》〈Modern Economic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時用庫茨內斯的譯名，他於一九八二年獲諾獎時，台灣學人譯之為顧志耐，極佳，遂貪新忘舊)把之「歸納」為「顛倒Ｕ形曲線」(Invented U curve亦稱Kuznetscurve，其圖象與「拉發曲線」相近)，顧志耐認為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貧富的差距大幅收窄。統計數據顯示，百分之十的富裕階級所擁有的國民收入，從佔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下降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期初(early stages of industralization)，得益的只限於高收入階層(如工廠東主、決策層及地主)，受薪者所得有限(僅堪溫飽)；經濟持續上升，產生水漲船高即全民(指就業人口)分享較多經濟成果，結果拉近了貧富的分際(以圖像示之有如顛倒Ｕ字)。顧志耐的看法正確，卻嫌不全面及缺乏「歷史感」；皮格蒂的分析便較深入，他指出期內貧富差距縮窄的主因是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古之所無今仍未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

無論如何，在這段期內，經濟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就業市場供不應求及工會的力爭；加上有或多或少的「免費午餐」，令受薪者分享了較大一份的經濟餅。非常明顯，這是受薪階級物質生活改善最快的日子，人們不但溫飽無憂，擁有現代化的家庭電器用品，電視機吸塵機洗碗機空調機一應俱全，汽車從奢侈品降級為家家供得起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有了更多的閒暇意味有時間「享樂」(服務業因而蓬勃起來)，自置物業熱潮亦由此而起—自置物業，成為有產階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直至二戰前，是受薪者想亦不敢想的「豪舉」，那即是說，在那段時間，置業是受薪者的「妄想」！

‧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三

林行止

林行止：錢賺錢遠勝勞動所得 富者愈富種動亂禍根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7 A18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四、《財富》出英文版之前，皮格蒂在法國，肯定非如今日在歐美般是家喻戶曉的名字；從他的簡歷看，你可以說他是神童，但說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正確─一九九三年他二十二歲便獲「 倫敦經濟學院」〈 ＬＳ Ｅ〉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其論文正是研究「 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同年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ＭＩＴ〉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至一九九五年辭職，加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ＣＮＲＳ〉為研究員〈他認為在祖家工作更能發揮所長〉；二○○三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經濟學院」〈Paris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且於二○○六年被委任為校長，但上任不久，便為出任當時競選總統的社會主義健者Segolene Royal 〈現政府的生態、持續發展及能源部部長〉的經濟顧問而辭「官」；二○○七年起回校擔任教授兼任法國社科高級學院〈ＥＨＥＳＳ〉總監至今。

二○○一年皮格蒂出版一本分析百年來〈從一九○一年至二○○一年〉法國高入息變化的書，引起研究相關命題學者的興趣，結果是牛津學者艾京遜〈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萊任教與他合作研究相關問題多年的法國學者賽伊〈EmmanuelSaez〉，分別搜集美國及歐洲數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而且年期遠至十八世紀，由於成績甚佳，結果他們成立了「世界高入息資料庫」〈The World Top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龐大資料庫的統計數據，終於成就了︽財富》這本轟動學界政壇而對其所論毀譽交加的專著。

應該指出的是，︽財富》所援用的數據，絕大部分是從地方政府以至商會之類的民間組織及教堂檔案翻查而得，頗費工夫卻難免有疏漏；而由於資料來源多元，蒐集的方法並不統一，這些瑕疵為學者專家所詬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先進」國家政府相繼進行「戶口調查」〈Household Surveys〉，有此現成統計，省卻了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許多麻煩，可是，他們卻認為政府的統計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間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實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這類收入階層，適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對於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貧富兩極的學者來說，他們最需要高收入家庭的相關統計卻付之闕如〈next tozilch〉，那意味缺乏對貧富兩極家庭的經濟情況作出比較的資料。為了彌補此一缺失，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動手，他們設法取得法國和美國「百分之一」家庭的報稅表，對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論「百分之零點一」〉的收入與低中階層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闊……。皮格蒂的發現，彰顯了二○一一年九月至十月美國「各界人士」佔領華爾街，並向全球發出拉近貧富懸殊呼喊的公義性！

五、筆者「滯後」寫本文的一項「優勢」，是有機會拜讀皮格蒂對指摘他的統計資料及「方法論」〈所用以比較相關數據的方法〉有毛病的回應。五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據皮格蒂貼在其個人網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駁︽金融時報》大張旗鼓「指控」他種種疏漏甚至錯誤的長文，筆者以為他的辯解不無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時報》的論點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無的放矢。舉個簡單例子，關於英國的「財富不均」，皮格蒂用的是「稅收報表」〈TaxReceipt Data〉，得出「百分之十」有錢家庭擁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財富；︽金時》據「全國性調查」的資料〈National Survey Data〉，同一批人只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四財富……。究竟哪種數據較可靠？非常明顯，皮格蒂所用的數據較貼近現實，因為富裕階級傾向以不盡不實的數據填寫調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統計部門的調查〉，「少報」對他們並無害處，「如實道來」卻可能不利，以他們的收入也許「太多」，而這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當局可能調查這些龐大資金是否從非法途徑如逃稅漏稅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們的「自報」〈self-reported〉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隱蔽財富〈「報細數」〉是富裕階級的傳統，在私人場合「炫富」是另一回事。

︽金時》的批評，當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為筆者認同，比方說，皮格蒂只有英國、法國及瑞典的資料，便說成是歐洲的情況，這當然不周延；此外，若干統計，皮格蒂未予「加權」〈Weighted〉處理，確是疏忽。但這類小錯不致影響︽財富》的主題─社會財富不均的情況有「復古」回復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嚴重情況！皮格蒂用了不少篇幅支持何以他在︽財富》中展示的數據具較高可信性，最後反問，如果︽金時》的說法正確，那麼，英國便是「歷史上財富分配最平均的國家」〈Most egalitarian countriesin history in term of wealth distribution〉。這有可能嗎？答案顯然已寫在牆上。

六、皮格蒂指出在發達〈已開發〉國家，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點一」〉手上，他們賺錢〈聚財〉能力這麼高，皆因擁有資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專利費以至資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這漫長的兩、三百年間，上述這類「資本」回報率，大部分時間都高於經濟增長率，那等於說坐擁「資本」者的收入，「注定」高於出賣腦力和勞力的人！這種情況較明顯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法國〈尤其是〉和意大利，所以如此，皆因為這段期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遠遠落於「以錢生錢」〈用皮格蒂的話「Money tends toreproduce itself」〉的營生，當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國。

皮格蒂蒐集的多國數據顯示，在十九世紀，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報在百分之四、五之間，二十世紀的租金〈住宅、工商物業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債券孳息從十九世紀至今，大多時間徘徊在三至五厘左右；而證券年收益〈股息加股價未除稅〉大概溢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範疇……。他因此判斷在那兩、三百年，「資本」回報的平均數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明顯較為和緩，入息與經濟掛鈎者便遠遜。︽財富》的統計顯示，在一七○○年至二○一二年這三百餘年間，全球的人均國民毛產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點八；雖然工業革命成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令二十世紀的人均ＧＤＰ有較為可觀的增長，但長期趨勢向下，十分明顯，比如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經濟平均年增長百分之四、一九九○年至二○一二年已降至百分之三點五，看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如樹獺爬樹，費盡氣力才有「分」進〉，他預期二○三○年至二○五○年有關增幅跌至百分之三，而二○五○年至二一○○年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點五〈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為科技不易再有突破〉。從上述兩組數字看，經濟增長的收益遠遜「資本」回報，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以︽財富》的理論架構，皮格蒂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製造了社會財富兩極化，換句話說，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一地一國的經濟政策關係不大。‧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二〔之一刊六月五日〕

林行止：劫數當年誰作孽 政改罡風廢真身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1 A18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一、近日香港社會沸沸揚揚，出現一次又一次可能進一步便危及治安的群眾躁動，那是筆者—相信亦是大多數港人—深以為憂的新形勢。

過去一直由支聯會主辦，每年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雖然台上偶有動人心弦的激昂演說和經常令人動容的呼籲，亦有牽動港人哀思憤怨的紀錄片和樂聲；然而，席地而坐、手拈小燭的與會者，他們那份壓抑喧鬧的平靜，矜持地流露出一股凝視歷史的心靈意志。大家從介入六四境遇到置身回歸後的政治現實，悼念死難者，緬懷海內外民運人士的際遇，人們也期盼中國政府對全國人民的生存權利和自由意志能夠更為尊重並加維護。那是經歷「六四風波」後年復一年的警惕和心願！當前中國大地，只有港島維園，是唯一能夠讓人免於恐懼、依法守序而又體面莊嚴地舉行如此大型紀念六四集會的「淨土」。支聯會作為主辦機構，應該得到港人的支持和敬重。自從去年香港多了一個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舉行的六四晚會，第一年由網民發起，今年則由「普羅政治學苑」和「熱血公民」聚眾，雖然名義有別；然而，這兩次年度集會的帶頭者，都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和利用網絡廣播可以口沒遮攔而把此一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黃洋達。

黃毓民和黃洋達主催的六四晚會，以另樹一幟的姿態亮相，他們鄙棄維園集會流於形式，他們鼓吹的是不要歌聲，改為高呼「打倒共產黨」的吶喊；他們又不要燭光，代以焚燒中共黨旗的火光，連「平反六四」的呼籲，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成「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就連散會亦不是各自星散，而是千百民眾一起朝同一方向「前進」（上周三是操往廣東道），沿途高聲叫囂「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在統屬中國的土地，無論多麼放任自由，旁若無人地當眾高呼中共倒台，以香港向來連電影檢查亦會在不觸犯內地政府敏感反應上設限，流（氓）氣地藉紀念六四活動肆意反共抗中，顯然不像一介香港良民應有的法度和態度，更何況這些人的反共聲浪雖然很高，本土意識的鑼鼓亦敲打得震天價響，可是實際點看，都是亂港有餘、抗中反共不過是絕對無能無策的虛招，以他們同時大力貶抑支聯會及衝擊民主黨派之不遺餘力，當中可能有「扛着紅旗打紅旗」的影子，那顯然是很多人不會感到多餘的揣測。

從一九九○年至今，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晚會，充分顯示出香港之可貴。政府沒有因為主權回歸、奉承北京而對紀念活動橫加阻撓，讓與會的港人能夠繼續合法地享有集會的自由和空間。大會的秩序與氛圍，支聯會的安排固然應居首功，但是更重要的是參與期間民眾的克制守分，他們雖然抱着難過的心事和憤懣，卻無言過其實的衝動和造作，更不存在誰死誰活的敵意與暴力。一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是不少港人聚在一起「約會」集體記憶裏的劫難，以永不忘記為堅定信念的防線，從傷心的歷練和無奈中振作，毫不妥協地為社會復康而積極生活。燭光烘托出港人迷津造景的良善祥和。兩相比較，尖沙咀晚會的場景及其傳達的訊息，便顯得惡形惡相、暴戾不羈，那是民風兇狠的不祥徵兆。

二、除了紀念六四活動出現「激動暴躁」的聲音和人事，以年輕人為主，為爭取普選或不同政策的名義到立法會、到研討會會場、到政府機關抗議示威「攪局」的活動，亦一周數起，可惜多數是霸氣用事，完全忘卻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禮貌和尊重，敗壞社會倫理，完全沒有議是論非的空間，這樣一來，再正義的初衷和動機，最終只會淪為胡來盲動的幌子。

「六四風波」二十五周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警方的統計稍微低於十萬，主辦者支聯會的數字超過十八萬。過去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人數多在三五萬之間，逢五逢十的「大日子」，人數上升，十周年是七萬，二十周年在六萬二千（警方數字）至十五萬（支聯會數字）之間。由此看來，上周三晚的集會，姑勿論人數為近十萬還是二十萬在望，都是歷來的最高紀錄；至於尖沙咀的六四集會，規模當然不能與維園相提並論；然而，與會人數從去年的不到千名增至今年大會宣稱的七千多，亦可看到聲勢在不斷擴大的事實。

以維園與尖沙咀兩處悼念六四集會人數都上揚看，誰都能夠意識港人並未淡忘「風波」之餘，群眾對中國一直迴避事件及其衍生的種種不是，未因中國的崛起而淡化；相反，對中國政府反感與不忿的港人明顯增加。此中原委，當然亦反映大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管治不濟、中央高調介入香港選舉的不滿。香港民情激動、趁機抓住機會宣洩胸中塊壘，是包括北京在內的有關當局不能不正視的現實。

二十五年前中共內部政治路線之爭，禍延和平示威的群眾，最高領袖命令向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使用與事態嚴重性絕不相稱的武力，射殺了為數不少、包括一些未曾參與廣場靜坐的過路人。「風波」本末，沒有檢討得失關鍵，沒向死難者家屬致歉賠償，亦沒合理看待一班原本愛國甚或愛黨的大好青年，使他們長期回不了國，有家歸不得！簡而言之，六四後中國除了堅持經濟開放對了頭，對「六四風波」繼續遮瞞事實，不作公開解釋和檢討，是使人難以釋懷的。

三、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本月八日對香港傳媒說，「佔領中環是反華力量圖謀篡奪特區的管治權，有必要時中央可以宣布戒嚴，進行干預。」他的言論使人想起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發生前個多月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早早便把天安門廣場上和平靜坐的青年學子和工人群眾定性為「動亂」；而「反對」的力度在「旗幟鮮明」的光照下，結果是坦克隆隆、槍聲卜卜，流血傷殺而不知其數。如今周南雖不是朝上權臣，可是他對「佔中」的視角，與當年「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可有分別？

國務院昨天上午公布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本報網站第一時間分段刊出全文；「白皮書」最令人矚目的是指出「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權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８５２郵報《及時指出「有關說法，早在二○○七年，當年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趁》基本法《在香港實施十周年提出」，事實確是如此；筆者當時以》我作主子你當家！《（收台北遠景社》資源吃香《）為題的評論作回應，認為「香港回歸等於香港人喪失政治權利」、「香港將成為中國的悲情城市」。結論是在香港從政，「一旦觸動涉嫌『犧牲一國』的底線，政治活躍分子將要付出代價，而這是機會成本很大的大部分港人所不願承擔的」。這點「預測」，看爭取「真普選」全面起動風起雲湧之勢，是不準確的。

地緣因素令北京對香港能夠予取予攜，只是如此一來，香港不僅對台灣的「示範單位」作用盡失，且成為台灣的「反面教材」。在統一問題上，台灣必會愈走愈遠！

「白皮書」對香港爭取普選的各方力量，尤其是以符合國際標準為依據並有對外進行游說能力的少數港人，已被說成逸出合乎香港情理，涉嫌與另有圖謀的外國勢力連氣連勢、滙合成一股來意不純的抗中力量。北京如果對港人「亂針繡萬象」的情況不加理解，把視角偏狹的成見進一步加深，甚或轉化為敵視，香港必將淪為有理說不清的地方，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一輩從困頓中反彈，那將難以想像和駕馭，而慣於一黨操控的北京，對民主選舉須有前期協商並有把握後期結果的思路，全不了解亦不接受；「佔中」行動因為要求公民提名而可能流血，已不是不能想像的荒謬……。想不到一九八九年北京定性「廣場示威」為「動亂」還未知究竟，四分一世紀後的香港政改，又因取態分歧而面臨前所未見的社會危機！ 燭光的省思．二之二

黎則奮：真假普選對決要表態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04 A14 | 時事評論 | 政治經濟學 | By 黎則奮

踏入6 月，本港的政治氣氛隨着酷熱夏天的到臨升溫。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六一」大遊行的人數創出五年來的新高紀錄，衝破三千人的關口，證明經歷四分一世紀，港人對歷史慘劇仍未忘懷，人心不死，以實際行動打破一切抹黑和唱淡的言論。如果估計無誤，今年出席維園燭光晚會、普羅政治學苑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的集會，應會創出新高紀錄。

原因很簡單，「六四」遊行集會雖然是八九支援北京愛國民主運動的延續，但從一開始，亦與本港的政經局勢緊扣在一起。二十五年來，隨着本港政經形勢的起起伏伏，參加悼念「六四」的遊行和燭光晚會人數有增有減，卻與大陸和本港的政局變化成正比，可說是政治寒暑表。如果大陸和香港政經局勢相對平穩，出席「六四」活動的人數便有限，「六四」遊行人數約在一千人上下。倘若政局轉壞，「六四」活動參加人數尤其是「六四」燭光晚會便會顯著增加，緊接着的「七一」大遊行更勢必踴躍，可說屢試不爽。

主要的原因，是港人擅於表態，每每在關鍵時刻，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清楚表達自己的意願，這與政黨政客領導能力的強弱無關。恰恰相反，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泛民的領導能力每下愈況，甚至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但只要社會矛盾客觀存在，有人搭建平台，聰明的群眾便會自動集結力量，向當權者施加壓力。從反高鐵到反國教，以至支持DBC復播和港視發牌，過去十一年來，所有大型的遊行集會都非由傳統政黨政客組織和發動，而是民間的新興力量自發；一代人退下了，又有另一代人冒起，源源不絕，生生不息。

2012年政權易手，香港進入「幹部治港」年代， 4 月1日即有一萬五千人上街遊行抗議，高呼打倒仍未上台的梁振英。2012和2013年的「七一」大遊行，都有超逾四十萬人上街，說明港人並非政治冷感和無知，在需要的時候，一定會站出來表態。

梁振英上台兩年，劣績斑斑，梁班子固然醜聞不絕，此起彼落，香港禮崩樂壞、日漸褪色、走向敗亡，更是有目共睹。普羅民眾看在眼裏，滿腔怨憤，在烈日當空下，只會更加高漲。

儘管泛民領導無能，建制民主派更是無心無力，客觀上發揮了維穩作用，但絕不表示社會深層次矛盾便會消失於無形。佔中行動由一介書生提出，瞬即成為社會焦點，集結社會上大部分政治活躍分子，在「左」右夾攻以及核心領導連串失誤甚至喪氣下，最新民調顯示堅定表示支持和參加佔中行動的人數依然絲毫不減，說明人心所向，即使領導不濟，也不代表運動會自動結束。

其實，特區政府所謂「有商有量」的假諮詢，絕對騙不了大多數港人，因為林鄭月娥領導的三人小組還未遞交報告，已明言第二輪諮詢，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三軌制都不會予以考慮。這種明目張膽強姦民意的言行，加上兩大律師公會表態提名委員會提名必不可少，雖然促使過半數受訪民眾同意提名委員會提名，但不等於接受篩選，倘若政府未來提出的方案完全不符國際標準，違反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廣大市民一定不會接受，屆時就是社會矛盾總體爆發的時候。

因是之故，佔中三子最新提出在六二二電子公投，除就三個普選特首方案表態外，加入一條問題，要求民眾同時表決是否接受政府未來提出的不符國際標準的方案，實不失為聰明的做法，也說明經過多番政治實踐和折騰，書生論政的秀才造反，終於也找到推動政治運動的竅門。

新增了提問的六二二公投，在性質上已再非三個方案的選擇，而是真假普選的對決，投票結果對立法會議員也有一定道德制約力。這一點不少港人都可清楚看到，即使接受現實、願意妥協、不支持公民提名但要求落實真普選的普羅大眾，亦會明白今次公投的政治意義，相信投票的人數應比佔中三子原先的保守估算為高。事實上，政治運動每每出人意表，兩個星期前，誰也不會料到遠比港人更溫和、反對派力量更弱小的澳門可以平地一聲雷，數天內先後有二萬人遊行和七千人包圍立法會，結果迫使澳門特區政府撤回《離保方案》。因此，只要相信群眾，不低估群眾力量，即使政治領導再不濟事，甚至各據山頭，各自為政，仍然有機會創造奇蹟。

未來的一個月，是香港群眾動員的時候。「六四」要集會、六二二要投票、「七一」要上街，是香港人就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因為你支持的不是支聯會、不是佔中三子、不是民陣、不是任何政治組織，而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活於斯的香港。

黎則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