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8 A2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七、皮格蒂為「 手上財富」(e x i s t i n g w e a l t h 或outstanding investment)即資本年回報及經濟增長的關係定下一個「 程式」，前者以r標示，後者則以g為號。這個r，代表「資本」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衍生收入；g則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年收入(income)或經濟產量(output)。「資本」收益長期大於經濟收益(他的推算為五比一強)，遂成為貫串本書的r > g即「資本」收益大於經濟收益的主題。在現行社會制度尤其是稅制不變的前提下，廣義的有錢人(有餘資收息及收租的所謂「食利者」〈rentier〉)便「富者愈富」(thewealthy get wealthier)，窮人未必愈窮，惟窮人收入增幅遠遠追不上富人入息的增幅，結果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令有心人擔憂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因貧富兩極愈走愈遠而出現因階級矛盾惡化釀成社會「不和諧」，這正是皮格蒂絞盡心力要把兩極拉近的原因。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收入的r > g 令資本主義制度可能面臨重大衝擊，有利財富累積「富者愈富」的時代帶來社會不公平，而助長這種現象形成的另一項重要元素是「長嗣繼承」(primogenitary)，這是大部分國家行之有年、可說自從盤古父系社會確立以來的傳統(原因為「古時候」土地是主要財產，土地若不斷分割〈分給子孫〉，不出八代十代，一個大地主便變為無數小地主，等於大富之家變為無數中產家庭。那當然是深明大富家族有政經優勢的族長不願見的發展)，在上層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ies)，這種情況尤為顯著。那即是說，只有長子嫡孫才能繼承家族(全部或大部分)財富，也是貴胄閥閱之家保持世世代代財雄勢大顯赫家風的有效安排。我國(包括大部分香港豪富)傳統上的各房子孫在族長謝世後按輩份分家產，那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並不流行。
在繼承家財上有絕對優先權的長子嫡孫，他們對家族唯一「應盡的義務」，是必須想盡辦法保住這筆家產，使其不致萎縮同時憑其收益(利息或租金)便能過如父輩般的好日子；而他們「應盡的任務」，則是把這筆原封不動或有所增加的財富傳給下一代……這種代代相傳等於上代無償送給下代的「制度」(entails)，在不少國家(尤其是英國)，迄今未衰。皮格蒂在本書第三卷「結構性不均」中舉了不少「小說家言」，以說明這種制度早已存在，如大家熟知的英國作家珍．奧斯汀及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前者的《理性與感性》、《曼斯菲爾德莊園》和《勸導》及後者的《高老頭〈Pere Goriot〉》)，對此均有生動深刻具體而微的描述。在這些小說中，收入(income)指的不是薪酬(即不是憑勞力腦力獲取的收入)而是家族產業(如耕地)的租金(亦稱不勞而獲的財富〈unearned wealth〉)。這種現象不僅僅見諸英國維多利亞和愛華德及法國拿破崙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諸國俱如此……
歐洲封建皇朝對貴族家產的保護，香港讀者不大熟悉的法國似乎最「離譜」。皮格蒂指出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七九九年)後，法國政府所以負債纍纍的其中一項主因，是「賠償財主在大革命中的財物損失」。當暴亂發生時，地主階級逃離家園避難，不少佃農、農奴棄鏟而起，成為暴民，打家劫舍固不待言，他們「脫產」還導致莊園被毀、財物被盜、土地失收，這本是大革命必然出現的人禍，但拿破崙三世政府在貴胄地主的聯合壓力下，竟然對他們作出「以十億法郎計」(emigres billion)的賠償，藉以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可算是最典型的皇貴〈官商〉勾結)，當年國庫空空如也，政府只有高息舉債……。《財富》並未列出具體數字，只說單是賠償金額的利息支出便約為當年國家收入(National Income；其時尚無ＧＤＰ)百分之二！在這段時期，皮格蒂根據「遺囑文件」的統計(probate data)，顯示巴黎屬「富裕階級」(wealth hierarchy)的人數從大革命剛過的一八○○—一八一○年有百分之十五驟增至一八四○—一八五○年的百分之三十。這些人佔有全國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財富！
和法國一樣，大部分西方國家的財富分配都循r > g的程式運行！
八、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 一九一九年)、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高稅率、高通貨膨脹率和戰火摧毀了大量財富，意味不少富裕階級有巨大損耗，有的甚至傾家蕩產(民智漸開、政治制度民主化，財主已失去拿破崙三世時期向政府「索償」的可能)。戰後特別是二戰後，美國勃興、歐洲重建以至日本崛起，帶動全球大部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平均收入大增(當然有資本家希望工人成為其產品消費者的深意而給他們加薪)；加上二戰後心智開明傾向保護受薪階級權益(最明顯的是工會勢力大盛)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思想，紛紛進行稅務改革、實施這樣那樣的福利，這種發展對富裕階級不利，不在話下。財產損失及高稅負，令戰後至八十年代初葉約三四十年間，「資本」收益增幅遜於經濟增長的收益，那等於財富不均情況稍有改善。
這種現象，正是有「國民所得之父」之稱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七十年代初期筆者譯其名著《現代經濟成長》〈Modern Economic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時用庫茨內斯的譯名，他於一九八二年獲諾獎時，台灣學人譯之為顧志耐，極佳，遂貪新忘舊)把之「歸納」為「顛倒Ｕ形曲線」(Invented U curve亦稱Kuznetscurve，其圖象與「拉發曲線」相近)，顧志耐認為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貧富的差距大幅收窄。統計數據顯示，百分之十的富裕階級所擁有的國民收入，從佔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下降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期初(early stages of industralization)，得益的只限於高收入階層(如工廠東主、決策層及地主)，受薪者所得有限(僅堪溫飽)；經濟持續上升，產生水漲船高即全民(指就業人口)分享較多經濟成果，結果拉近了貧富的分際(以圖像示之有如顛倒Ｕ字)。顧志耐的看法正確，卻嫌不全面及缺乏「歷史感」；皮格蒂的分析便較深入，他指出期內貧富差距縮窄的主因是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古之所無今仍未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
無論如何，在這段期內，經濟蓬勃發展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就業市場供不應求及工會的力爭；加上有或多或少的「免費午餐」，令受薪者分享了較大一份的經濟餅。非常明顯，這是受薪階級物質生活改善最快的日子，人們不但溫飽無憂，擁有現代化的家庭電器用品，電視機吸塵機洗碗機空調機一應俱全，汽車從奢侈品降級為家家供得起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有了更多的閒暇意味有時間「享樂」(服務業因而蓬勃起來)，自置物業熱潮亦由此而起—自置物業，成為有產階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直至二戰前，是受薪者想亦不敢想的「豪舉」，那即是說，在那段時間，置業是受薪者的「妄想」！
‧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三
林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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