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014-06-17 A18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四、《財富》出英文版之前，皮格蒂在法國，肯定非如今日在歐美般是家喻戶曉的名字；從他的簡歷看，你可以說他是神童，但說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正確─一九九三年他二十二歲便獲「 倫敦經濟學院」〈 ＬＳ Ｅ〉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其論文正是研究「 財富再分配」〔WealthRedistribution〕〉，同年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ＭＩＴ〉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至一九九五年辭職，加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ＣＮＲＳ〉為研究員〈他認為在祖家工作更能發揮所長〉；二○○三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經濟學院」〈Paris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且於二○○六年被委任為校長，但上任不久，便為出任當時競選總統的社會主義健者Segolene Royal 〈現政府的生態、持續發展及能源部部長〉的經濟顧問而辭「官」；二○○七年起回校擔任教授兼任法國社科高級學院〈ＥＨＥＳＳ〉總監至今。
二○○一年皮格蒂出版一本分析百年來〈從一九○一年至二○○一年〉法國高入息變化的書，引起研究相關命題學者的興趣，結果是牛津學者艾京遜〈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萊任教與他合作研究相關問題多年的法國學者賽伊〈EmmanuelSaez〉，分別搜集美國及歐洲數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而且年期遠至十八世紀，由於成績甚佳，結果他們成立了「世界高入息資料庫」〈The World Top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龐大資料庫的統計數據，終於成就了︽財富》這本轟動學界政壇而對其所論毀譽交加的專著。
應該指出的是，︽財富》所援用的數據，絕大部分是從地方政府以至商會之類的民間組織及教堂檔案翻查而得，頗費工夫卻難免有疏漏；而由於資料來源多元，蒐集的方法並不統一，這些瑕疵為學者專家所詬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葉，「先進」國家政府相繼進行「戶口調查」〈Household Surveys〉，有此現成統計，省卻了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許多麻煩，可是，他們卻認為政府的統計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間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實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這類收入階層，適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對於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貧富兩極的學者來說，他們最需要高收入家庭的相關統計卻付之闕如〈next tozilch〉，那意味缺乏對貧富兩極家庭的經濟情況作出比較的資料。為了彌補此一缺失，皮格蒂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動手，他們設法取得法國和美國「百分之一」家庭的報稅表，對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論「百分之零點一」〉的收入與低中階層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闊……。皮格蒂的發現，彰顯了二○一一年九月至十月美國「各界人士」佔領華爾街，並向全球發出拉近貧富懸殊呼喊的公義性！
五、筆者「滯後」寫本文的一項「優勢」，是有機會拜讀皮格蒂對指摘他的統計資料及「方法論」〈所用以比較相關數據的方法〉有毛病的回應。五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據皮格蒂貼在其個人網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駁︽金融時報》大張旗鼓「指控」他種種疏漏甚至錯誤的長文，筆者以為他的辯解不無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時報》的論點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無的放矢。舉個簡單例子，關於英國的「財富不均」，皮格蒂用的是「稅收報表」〈TaxReceipt Data〉，得出「百分之十」有錢家庭擁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財富；︽金時》據「全國性調查」的資料〈National Survey Data〉，同一批人只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四財富……。究竟哪種數據較可靠？非常明顯，皮格蒂所用的數據較貼近現實，因為富裕階級傾向以不盡不實的數據填寫調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統計部門的調查〉，「少報」對他們並無害處，「如實道來」卻可能不利，以他們的收入也許「太多」，而這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當局可能調查這些龐大資金是否從非法途徑如逃稅漏稅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們的「自報」〈self-reported〉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隱蔽財富〈「報細數」〉是富裕階級的傳統，在私人場合「炫富」是另一回事。
︽金時》的批評，當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為筆者認同，比方說，皮格蒂只有英國、法國及瑞典的資料，便說成是歐洲的情況，這當然不周延；此外，若干統計，皮格蒂未予「加權」〈Weighted〉處理，確是疏忽。但這類小錯不致影響︽財富》的主題─社會財富不均的情況有「復古」回復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嚴重情況！皮格蒂用了不少篇幅支持何以他在︽財富》中展示的數據具較高可信性，最後反問，如果︽金時》的說法正確，那麼，英國便是「歷史上財富分配最平均的國家」〈Most egalitarian countriesin history in term of wealth distribution〉。這有可能嗎？答案顯然已寫在牆上。
六、皮格蒂指出在發達〈已開發〉國家，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點一」〉手上，他們賺錢〈聚財〉能力這麼高，皆因擁有資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專利費以至資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這漫長的兩、三百年間，上述這類「資本」回報率，大部分時間都高於經濟增長率，那等於說坐擁「資本」者的收入，「注定」高於出賣腦力和勞力的人！這種情況較明顯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法國〈尤其是〉和意大利，所以如此，皆因為這段期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遠遠落於「以錢生錢」〈用皮格蒂的話「Money tends toreproduce itself」〉的營生，當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國。
皮格蒂蒐集的多國數據顯示，在十九世紀，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報在百分之四、五之間，二十世紀的租金〈住宅、工商物業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債券孳息從十九世紀至今，大多時間徘徊在三至五厘左右；而證券年收益〈股息加股價未除稅〉大概溢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範疇……。他因此判斷在那兩、三百年，「資本」回報的平均數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明顯較為和緩，入息與經濟掛鈎者便遠遜。︽財富》的統計顯示，在一七○○年至二○一二年這三百餘年間，全球的人均國民毛產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點八；雖然工業革命成功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令二十世紀的人均ＧＤＰ有較為可觀的增長，但長期趨勢向下，十分明顯，比如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經濟平均年增長百分之四、一九九○年至二○一二年已降至百分之三點五，看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如樹獺爬樹，費盡氣力才有「分」進〉，他預期二○三○年至二○五○年有關增幅跌至百分之三，而二○五○年至二一○○年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點五〈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為科技不易再有突破〉。從上述兩組數字看，經濟增長的收益遠遜「資本」回報，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以︽財富》的理論架構，皮格蒂因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製造了社會財富兩極化，換句話說，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一地一國的經濟政策關係不大。‧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四之二〔之一刊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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